〖眼球表面的微观世界〗

关于现代西藏分离运

动现状及趋势的漫谈

第二部分  高天佛国的往事

——近现代西藏社会政教简史以及依附强权的实质

   西藏曾经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取得过辉煌的战绩，不过那是在元朝以前。从地缘政治格局来看，近代历史上整个藏族居住区曾长期遭到三大强势文明的紧紧夹逼：在遥远的东部是绵延不绝、枝繁叶茂的中华文明核心地带，在其北部是纵横欧亚大陆数百年的卫拉特蒙古以及东蒙古诸汗国，在其西南则是印度文明的发源故地，骁勇善战的廓尔喀人同样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在这样恶劣的地缘生态环境之中，单靠西藏地方政权一己之力，根本没有和其中任何一方掰腕子的可能。深处虎豹狼群却又没有锋利的爪牙，积贫积弱的西藏地方政权从元朝开始就已经沦为仰人鼻息的藩属之地。到了明朝末年与满清的时代，西藏地方政权更是噩梦连连，不止一次地遭到周边地方势力的致命打击：前有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与准格尔汗国的相继入主，自身的宗族信仰、政治架构都遭到外来势力的强行嫁接；后有尼泊尔廓尔喀人的千里奔袭，差一点就让大片土地沦为异邦口中之食。平心而论，在如此残酷的生存斗争之中，只有远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中央政府总是在最危险关头出手救护西藏地方政权，一力维护西藏的地方法统与政治格局，并给了藏传佛教前所未有的尊贵地位以及宽松自主得多的发展机遇。看看四周强敌环伺的境况，再看看自身的实力衰微，历代西藏地方政权倒也分得清好歹，明智地选择倒向中国中央政府。作为政治交换，西藏地方政权接受中国中央政权的庇护与荫佑，免受其他猛鹫民族的侵袭与骚扰，然后便偏安一隅，一门心思发扬他们的佛法、过起悠然自在的日子，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双赢的选择。然而到了近代，中华文明遭遇了空前的创伤与危机，这就给了现代西藏分离运动得以勃兴的历史机遇。这一回西藏地方政权面对的已经是步入现代文明的世界格局，为了实现独立，现代西藏分离势力开始转向西方列强的政治“布施”，并依靠西方列强的政治庇护来兴起他们的分离运动。

一、格鲁派的诞生以及藏传佛教在蒙古各部中的传播历程

作为当今藏传佛教界最为强盛的派系，格鲁派事实上远没有宁玛派、萨迦派来得历史久远，也没有噶举派的尊贵与繁盛。格鲁派今日至高无上地位的取得完全要归因于东、西蒙古势力的信仰与护持。一般认为，明永乐七年（1409年）甘丹寺的建造标志着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的正式形成，而格鲁派诞生的源头则要从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说起。

（一）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与格鲁派的诞生

从元代开始，中央政府便开始给予藏传佛教各派的僧侣许多特权，随着明代萨迦派的衰落和各教派积极参与世俗的政治、军事斗争，使各派的喇嘛们更加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这些僧侣占有大量财富，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甚至借修持“密法”为名，霸占民女，残害农奴。宗教史籍也承认：“寺院僧侣，尽同俗装”，不习经典，“乱受灌顶”，“不知戒律为何事”。到14世纪后半期，西藏佛教已普遍呈现“颓废萎靡之相”，在信徒中丧失了必要的号召力，从而也失去了实行精神统治的功能。此时的西藏地方统治阶级就急需要一个新教派来取代原先已经腐败的宗教势力；对于长期生活在宗教气氛中的一般民众而言，他们厌恶的只是那些横行霸道、腐化堕落的僧侣，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传统信仰。因此，广大教众渴望能有一个“纯正”、“清净”的新教派出现。
    这时，藏传佛教界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宗喀巴大师。出生于青海的宗喀巴大师7岁出家，17岁赴藏深造，25岁前完成了对藏传佛学的全盘了解。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宗喀巴大师开始讲经收徒，同时系统学习密宗经典及其注疏。他的学习不拘一格，不受教派门户的限制，为他下一步进行宗教改革和创造新的宗教思想体系，作了很好的准备。在布道过程中，宗喀巴极其提倡僧人必须严守戒律，并从1388年开始仿效重视戒律的喇钦•贡巴饶萨和喀且班钦•释迦室利而改戴黄帽，以示在重视戒律上的身体力行。自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10年中，宗喀巴大师全面展开了他对藏传佛教的改革活动，并四处宣讲这些论著中的思想观点。在讲说中，宗喀巴大师引经据典，联系古今，针对时弊，切合社会和僧侣的需要，受到僧俗大众的欢迎，被视作“具有非凡才能的人”。

永乐七年（1409年），宗喀巴在明阐化王、帕竹政权首领扎巴坚赞的支持下，于拉萨大昭寺举办了规模巨大的祈愿法会，藏语为“默浪钦摩”。这是一次全藏性的，不分教派，各地僧众均可参加的佛界盛会。当时参加的人数有一万多人，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这次法会使宗喀巴的宗教改革设想得到充分的体现，他本人也成了公认的佛教领袖。法会之后，宗喀巴依靠帕竹政权及其属下贵族仁钦贝父子在拉萨东60里的旺古尔山旁建造了甘丹寺，全称“甘丹南结林”，成为格鲁派的主寺。永乐十二年（1414年），宗喀巴派其弟子释迦也失赴京朝贡，次年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宗喀巴成了大国师之师，从此格鲁派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确认。1416年宗喀巴的另一弟子扎西贝丹在明朝都指挥签事、帕竹政权内邬宗宗本南喀桑颇的支持下建造哲蚌寺，1418年释迦也失用明朝所赐的资财建成色拉寺，自此主寺甘丹寺与此二寺合称格鲁派在前藏的三大寺。三大寺的建成，奠定了格鲁派发展的稳固基础。新兴的格鲁派提倡严守戒律，规定僧人的生活准则、学经程序、学佛次第、考核制度等，逐步形成封建的教阶制，把西藏佛教系统化和制度化，使之与西藏社会的农奴制更加紧密结合，为后来的“隆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藏传佛教在蒙古各部的传播历程

最初广泛分布于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天山北路乃至今天黑龙江的诸多游牧部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称谓，蒙古最早只是成吉思汗所在的乞颜部的称谓，后来成吉思汗统一了草原各部之后，便将蒙古作为各部落统一的称谓沿用至今。不过蒙古各部落依然还是保存了自身的鲜明特色，比如卫拉特蒙古当时便称为“斡喇亦特”。最初草原各部落并不信仰佛教，比如成吉思汗所在的乞颜部最初便信仰萨满教，而王汗所在的克烈部以及乃蛮部则信仰景教（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落之后，他的继承人开始转而信奉藏传佛教。1246年，蒙古阔端太子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迦派第四代教祖萨班在凉州会晤，藏传佛教始传入蒙古，萨班并被蒙古统治者确立为西藏各地僧俗的领袖，阔端成为最早皈依藏传佛教的蒙古王室成员。

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上层统治阶层中得到广泛传播，这就不得不说到萨迦派的第五代教主——八思巴。元宪宗元年(1251年)，八思巴继位为萨迦派教主，元宪宗三年（1253年）他谒见忽必烈于六盘山，被留在忽必烈身边。元宪宗八年（1258年），忽必烈召集僧人与道士辩论道教经典《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八思巴靠着自身的渊博学识以及如簧巧舌一举驳倒了道教一方，带领佛教界彻底击败了当时的道教界。这在整个佛教历史中都是倍受推崇的辉煌战绩，藏传佛教在元朝统治贵族中的影响力开始大幅提升。中统元年(1260年)，刚继帝位的忽必烈便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并授予八思巴统领天下释教（佛教）的职权。至元元年(1264年)，八思巴受命管辖全国释教和吐蕃僧俗政务，后来更是“帝师”、“大宝法王”一路扶摇直上，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影响力开始平步青云，藏传佛教在蒙元（不包含败退草原后的北元）统治阶层的扶持下开始在整个中华文明的范围内扩散开来。

在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统领天下的年代里，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的统治阶层中也得到了有限传播，但是普通的卫拉特百姓依然信仰萨满教。蒙元一代，卫拉特的佛教信仰绝少见于史书的记载。明初，随着元朝在中原的全面败退，卫拉特蒙古开始崛起，他们的驻牧地也从艰苦的八河流域迁移到了水草丰美的天山北路，并在那里一直定居下来。随着卫拉特蒙古各部羽翼的渐趋丰满，他们渐渐取得了和黄金家族继承人、后来逐步分化为东蒙古诸部的北元势力平起平坐的地位，开启了后世东、西蒙古双雄并立的历史格局。在明朝初年，卫拉特蒙古曾在脱欢汗的统领下一度又统一了四分五裂的蒙古各部，势力扩散到整个蒙古地区。但是随着也先汗（就是那个在土木堡生俘明英宗的瓦剌首领也先汗，瓦剌是明朝对卫拉特蒙古的译称）的败亡以及北元势力（巴图蒙克继汗位后又统一了东蒙古各部，成为后世赫赫有名的达延彻辰汗，“达延”是“大元”的谐音，“彻辰”则是蒙语“聪慧”之意，也有翻译为车臣、薛禅的）的重新崛起，卫拉特各部又不得不退回西北一隅（16世纪，东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将卫拉特蒙古的势力逐出杭爱山之南，又进兵青海，驱逐了卫拉特蒙古在那里的势力，逼迫卫拉特蒙古将其活动中心局促于天山南北一带），并分裂为大家熟悉的绰罗斯、杜尔伯特、土尔扈特以及和硕特四部。四部于15世纪后期结成卫拉特联盟来对抗东蒙古的威胁。

从早先的脱欢汗、也先汗开始，藏传佛教便已经得到了卫拉特蒙古的大力扶持。在脱欢汗时期，他曾经派遣僧侣哈马剌失力前往明廷朝贡。当时明英宗对其一行相当重视，并封哈马剌失力为“慈善弘化国师”，随行的大藏为“僧录司右觉义”，并赐哈马剌失力僧衣一袭。脱欢汗的儿子也先汗继位后同样十分重视对藏传佛教的扶持，他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上书明廷，要求提高喇嘛的地位。也先汗还沿袭了脱欢汗的做法，派遣灌顶喇嘛到明廷朝贡，并向明廷讨要封号、银印、金襕袈裟以及法器等。尽管也先汗的做法遭到了明廷的驳回，但可以看出当时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的精神信仰中已经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卫拉特四部联盟时期，即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半期，藏传佛教仍然受到卫拉特各部统治者的优遇，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中的传播已经变得极为广泛。

二、格鲁派在蒙古势力扶持下的隆兴

（一）格鲁派与东蒙古土默特部的会盟及其在蒙古部落中的传播

宗喀巴去世以后，他的几个重要门徒以拉萨为中心，分赴各地传教，西至阿里，东至康区，北及安多，并在内地和蒙古传法，使格鲁派迅速传播开来。当时格鲁派主要依靠西藏地方帕竹政权的扶持与资助，到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格鲁派已经形成了一个全藏性的、政治经济实力大大雄厚于其它教派的寺庙集团。格鲁派的急剧膨胀和其它教派及地方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以噶举派（主要是噶玛噶举）、仁蚌巴、藏巴汗和漠北蒙古却图汗为一方，格鲁派、帕竹巴、东蒙古土默特部、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为一方，展开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宗教战争”。

格鲁派早期的扩张活动一直是在与噶举派的激烈碰撞中展开的。1481年，噶玛噶举派在后藏仁蚌巴势力的支持下，在拉萨附近修建两座寺院，以遏制哲蚌和色拉两寺的势力。到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仁蚌巴阿旺儿扎的家臣辛厦巴才旦多吉联合后藏的一些封建主推翻了仁蚌巴的统治，史称为藏巴汗。后经三代征战，控制了卫藏大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藏巴汗噶玛丹琼旺波推翻了帕竹政权，建立第悉藏巴政权（噶玛王朝）。崇敬噶举派噶玛噶举派的藏巴汗一旦执政便多方压制格鲁派，颁布了种种限制格鲁派发展的法令，如规定格鲁派僧人路遇噶玛噶举派僧人必须让路致敬、禁止格鲁派僧人参加每年的大祈愿法会、止贡噶举还用武力强迫若干格鲁派属寺改宗，几乎要彻底除灭新兴的格鲁派势力，格鲁派顿时陷入了诞生以来最为重大的一次生存危机。但西藏地方政权的更迭并没有遏止格鲁派后来的发展，因为在这之前格鲁派就已经在东、西蒙古各部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万历元年（1573年），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应邀抵达青海湖东的仰华寺与东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会晤，俺答汗皈依格鲁派，成了护法王，接着东蒙古其余各部也相继改宗皈依格鲁派。当时双方互赠尊号，俺答汗赠予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含义是“遍知一切德智如海之金刚上师”。“达赖”和“喇嘛”分别是蒙语中“海”与“上人”（德行宏大、智慧超群之人）的意思。（藏传佛教内部并没有“喇嘛”的称谓，对于教内顶级的高僧大德一般都称为“Rinpoche”，汉语多译为“仁波切”、“仁宝哲”或“宁波车”，意为转世而来的高僧大德，有时也用于称呼某寺院的主持。如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自称便是“Gyalwa Rinpoche”）之号，而索南嘉措则赠给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的尊号，后世的“达赖喇嘛”之名便由此肇始。由于索南嘉措之前还有根敦朱巴（一世达赖，宗喀巴的关门弟子，排行老八）、根敦嘉措两位先人，因此这个刚刚得到的“达赖喇嘛”的尊号只能从三世算起，前两世达赖喇嘛的尊号都是事后追认的。这一事件标志着蒙古势力开始接受格鲁派，在蒙藏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由于在卫藏地区已经失去了帕竹政权的支持，为了倚靠蒙古势力来抗衡敌视格鲁派的藏巴政权，在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授意下，格鲁派势力指认俺答汗的孙子云丹嘉措为“转世灵童”，是为四世达赖喇嘛。万历三十年（1602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在土默特部蒙古军队护送下进藏学经和坐床，翌年到达拉萨，蒙古人的子孙顿时成了格鲁派的最高领袖。之后格鲁派便迅速在东、西蒙古的所有部落中传播开来。

由于卫拉特蒙古同西藏的联系较为疏远，而且长期与东蒙古各部保持着紧张关系，因此格鲁派在卫拉特蒙古中的盛行要比东蒙古晚了四十多年。按照日本学者若松宽的考证，格鲁派可能是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正式传入卫拉特蒙古，当时正值土默特部俺答汗皈依格鲁派后的第42个年头。当时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的拜巴噶斯大汗在听取了察罕诺们汗讲授的格鲁派佛理后便发愿出家为僧。由于当时拜巴噶斯大汗是四卫拉特的领袖，因此立即遭到了所有卫拉特王公贵族的反对。为了尊重领袖对佛教作出的庄严许诺，四卫拉特的诸多王公决定每人派一个儿子代替拜巴噶斯大汗当喇嘛，最后总共有32个王公的儿子当了喇嘛，并从庶民中选了200个男孩子作为上述王公之子的侍从，也当了喇嘛。这些人被送到安多学习，不久又被送到拉萨求学。自此卫拉特蒙古诸部也彻底皈依格鲁派，格鲁派势力更为壮大。

尽管格鲁派取得了在东、西蒙古各部中迅速扩张的斐然成绩，但在西藏故地却依然难以摆脱敌对派系以及藏巴政权的残酷打击，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地位、抗击政教敌人的迫害压制，格鲁派与其敌对势力开始纷纷走上依靠蒙古势力打击对手的道路。蒙古人王孙出身的四世达赖死后，当时的藏巴汗“疑达赖诅咒，致感多病”，于是下令不准达赖喇嘛世系继续转世，目的在于制造格鲁派集团的分裂，切断格鲁派与蒙古势力的联系。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和天启元年（1621年），蒙古军队两次进藏与第悉藏巴交战，扎什伦布寺主罗桑却吉坚赞（后追认为四世班禅，一世班禅是宗喀巴大师的二徒弟）出面调解，藏巴汗不得不收回成命。为了延续达赖喇嘛的荫脉世系，罗桑却吉坚赞与哲蚌寺上层喇嘛及蒙古土默特“拉尊”（对出身王族僧人的称谓）共同协商，确定山南穷结巴家族中的阿旺罗桑嘉措为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并于天启三年（1623年）被迎入哲蚌寺坐床。当时五世达赖喇嘛尚为幼童，因此整个格鲁派势力的实际领导人事实上是罗桑却吉坚赞，他引进东蒙古土默特部击败藏巴汗的军队，收回了被兼并的格鲁派寺庙、土地、庄园等，格鲁派势力有所恢复。

（二）格鲁派在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扶持下的隆兴

然而好景不长，1632年，东蒙古喀尔喀部发生内乱，以却图汗为首的一支在内乱中被逐出，遂帅部南下青海并征服了支持格鲁派的土默特部。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却图汗最初是汉族道教的信徒，他到青海之初也曾邀请格鲁派的代表人物到青海会晤，并对格鲁派表示过友好，但是却图汗最终还是转而支持噶玛噶举派，并通过噶玛噶举派的上层喇嘛与藏巴汗丹迥旺布建立了联盟。崇祯八年（1635年），却图汗还说服了东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由支持格鲁派而改宗噶玛噶举派。却图汗与噶玛噶举派及藏巴汗结盟后，开始在青海迫害格鲁派僧人。同时，康区信奉苯教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在康区也大肆摧毁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的寺院，并逮捕监禁这些教派的僧人。这样，西藏的藏巴汗及噶玛噶举派、青海的却图汗以及康区的白利土司三方很快结成了反对格鲁派的联盟，从而使格鲁派势力在东、西、北三个方向上均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由于失去了土默特部强有力的政治庇护，在更为强大的蒙、藏、噶举派联合势力的威胁下，格鲁派真正感受到了倾巢覆卵的灭顶危机。然而上天还是将一位卫拉特蒙古的领袖派到新兴的格鲁派身边，他最终力挽狂澜式的挽救了格鲁派的命运并将格鲁派扶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个人便是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的领袖——固始汗，史籍中也大量译为顾实汗。

固始汗本名图鲁拜琥，是和硕特部著名首领哈尼诺颜洪果尔之子，拜巴噶斯汗之弟。据传他13岁时曾领兵击败了“果噶尔”（白头回回）的1万士兵（一说4万）,“威名大振，所向无敌”。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喀尔喀蒙古与卫拉特蒙古之间发生冲突，战争一触即发，为了消弭这场战争，他冒死前往调解并获得成功。当时东科尔胡图克图与喀尔喀首领们对其活动极为推崇，共赠其“大国师”的称号，固始汗其实就是“国师汗”的谐音。早明天启五年（1625年），固始汗便以熬茶为名秘密到后藏参加了罗桑却吉坚赞主持的吉祥法会，并得到罗桑却吉坚赠予的“顾实·彻辰绰尔济”之号，和硕特部与格鲁派之间早有结盟的渊源。

当时卫拉特蒙古各部的日子其实也相当不好过，因为自16世纪末以来，卫拉特蒙古各部周围处在敌对力量的夹击之中，东方受喀尔喀蒙古的攻击，西面与哈萨克族也时常发生冲突，南方则与突厥系势力有矛盾，北面又受到沙俄的侵扰与遏制，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生存危机，加剧了诸部的矛盾。和硕特部原本驻牧于天山北路，当时虽然是卫拉特四部的盟主，但却日益遭受着后来叱诧风云的绰罗斯部的排挤，因此固始汗早有另寻牧地的打算，并已率部转牧于天山南路，本有袭据青海之意。在各派势力的联合压制下，当时危在旦夕的格鲁派势力不得不在崇祯八年（1635年）向卫拉特蒙古求救，卫拉特蒙古的王公贵族立即召集“丘尔干”（蒙古语意为“会议”、“会盟”）商讨对策。出兵西藏，既可缓解卫拉特蒙古内部的矛盾，扩大和硕特部的势力、地盘与影响，又可得到西藏格鲁派势力的支持，于是固始汗决定答应格鲁派首领的请求，遂乘机于1636年初率部到达青海湖畔，答应保护格鲁派。这次会见，标志着格鲁派护法权已经由东蒙古转移到西蒙古势力手中，同时也标志着西藏格鲁派势力与卫拉特蒙古势力的结盟正式形成。自此，一场以西藏教派冲突为起因，牵涉蒙古、卫拉特、西藏政教僧俗力量等各派势力，并将席卷西藏、青海以及康区的空前政教大决斗已经不可避免，王朝兴废的历史大戏以及血流飘杵的惨烈搏杀即将在西北的辽阔土地隆重上演。1637年，固始汗率和硕特部军队南下青海，一举消灭却图汗3万部众，却图汗被杀，当时的战况空前惨烈，战场的整个山坡都被鲜血染为红色，因此史称“血山之战”。1638年，驻牧于天山南路的和硕特部众陆续移牧青海，收编了却图汗残部数万人后，固始汗在青海建立了和硕特部汗廷。1639年到1640年，固始汗又率军攻入康区，击溃白利土司，取得了对康区以及包括云南丽江土知府木氏一部分地区的控制。

然而，却图汗与白利土司的灭亡都还不是最后的胜利，因为势力更大的藏巴汗还毫发未损，反而更为变本加厉地迫害格鲁派势力。崇祯十一年（1638年），固始汗以香客的身份从青海秘密潜入拉萨，在大昭寺拜会了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双方商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共同遣使到盛京与后金政权取得联络；二是清除青、康地区的敌对势力；三是共同摧毁藏巴汗地方政权。在固始汗返回青海前，达赖与班禅又赠他 “护教法王”的称号。崇祯十四年（1641年），固始汗终于发兵击杀藏巴汗，其声望“威镇后藏、阿里、康区、安多、五色四夷、汉蒙卫拉特。固始汗让他的儿子和外甥扶持了佛教，立下了丰功伟绩”。

击灭藏巴汗后，固始汗迎立五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坐床，由其治理前藏；清顺治二年（1645），固始汗又赠予罗桑却吉坚赞“班禅博克多”（还不是“班禅额尔德尼”）的尊号，坐床于扎什伦布寺，建立了班禅活佛系统，由其治理后藏。从此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在西藏的最高统治地位得以确立，达赖喇嘛、班禅活佛双头治理体系也在西藏得到启动并一直延续到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战后，固始汗坐镇布达拉宫直接统领全藏和青海的行政、军事，并拥有任命第巴（行政长官，后世噶伦体制的前身，类似相）的特权。他的军事政权统治着青、康和整个藏区。他让十个儿子率部驻牧青海，并在当雄驻扎八个旗的蒙古军队作为武力威慑。固始汗将庄园和农奴分封给有功的蒙藏贵族，同时任命为各级行政官员，五世达赖的第巴索南群培被任命为地方政权的第巴。固始汗还把卫藏地区的赋税作为对格鲁派的供养赠给达赖喇嘛。自此以后，和硕特汗廷与达赖、班禅分掌西藏的军政与宗教事务，共历四代五汗，计75年（1642年～1717年）。达赖喇嘛利用既得的政治优势，抢夺其他教派所属的封地与寺庙，强迫其他教派改宗格鲁派，最终确立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界中的至尊地位。

三、西藏地方政权对满清中央政府的归附

（一）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措的政治火并

早在固始汗与格鲁派势力共同对抗藏巴政权的时代，极具政治前瞻性的固始汗就已经意识到了满清势力日后的兴起，开始极力促使五世达赖与尚未龙兴的后金政权加强联系。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固始汗遣使向满清政府奏言：“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佐。”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固始汗再度“以劝导达赖喇嘛来朝，奉表奏闻”。同年十一月，五世达赖喇嘛率班禅活佛及固始汗的代表来到北京，受到顺治帝的隆重接待，并赍送金册、金印，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亦喇坦喇达赖喇嘛”，册文、印文均以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写成。在此过程中，满清政府也遣使进藏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指示他“作朕屏辅，辑乃封圻”，要他给满清政权保卫边疆，并把封给他的地区治理得平安和睦。自此，满清中央政府正式肯定了固始汗对西藏地区的政治统治，并承认了达赖喇嘛作为西藏地区宗教领袖的尊贵地位。

在表面上，和硕特部作为格鲁派势力的救命恩人进入西藏实施政治庇护，格鲁派则在和硕特部的扶持下一举登上藏传佛教界统治教派的宝座，双方这种“亲善友好、共存共荣”的关系写照简直可以书写一篇万世传诵的“邦交”佳话了。但是透过这重美丽的障眼迷雾，却不难看出和硕特蒙古势力事实上鸠巢雀占、反客为主的做法与西藏本土势力希望自立自治的愿景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固始汗进入西藏实施统治后，和硕特蒙古势力就成为西藏政治体系中凌驾于本土势力之上的“太上皇”，尽管促成双方当初结盟的危机背景早已不复存在，但和硕特蒙古势力却对西藏统治得上了瘾，依然赖在西藏继续履行教父的职责，这就给双方后来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的另一场政治巨变埋下了深重的隐患。事实上固始汗与五世达赖喇嘛等格鲁派势力都是极为精明的政治家，双方在日常热烈拥抱握手的亲善表象背后，心里其实早已产生了针对对方的不满与戒心。在格鲁派势力看来，当初要不是因为斗不过绰罗斯部、要不是看中了格鲁派在蒙古民众中的宗教号召力、要不是达赖喇嘛还有可资利用的政治价值，恐怕就算格鲁派被人杀绝了，远在天山北路的和硕特部也不会伸手来西藏管这单闲事的；在和硕特蒙古势力看来，当初要不是我部铁骑的英勇护法，你格鲁派恐怕今天早就已经被噶举派的势力挤兑的无处容身了，作为你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在这里进行统治当然是顺天应命、理所应当的，你等还不得衷心地孝敬款待。美好的表象终究难以掩盖政治交易中赤裸裸的利益企图，当固始汗依然在世、和硕特部的英勇武功依然记忆犹新而格鲁派也还依然在修养恢复的时代，这重政治上的檀越关系倒也依然可以漂亮的维持下去，但是随着双方势力的消长、随着老一辈历史见证人的相继离世，各种猜忌、裂痕就开始在缺少血与火考验的后辈心中滋生蔓延了。

顺治十一年（1654年），固始汗病殁于拉萨，五世达赖的号召力开始逐步增大，格鲁派与和硕特部的联盟也开始日渐瓦解。在格鲁派方面，五世达赖为了削弱和硕特部的统治势力、使格鲁派在西藏政治中取得独占地位，开始清查寺庙、规定僧人数额、清查寺院属民，并确立了寺院组织制度和经济制度，让寺属庄园向格鲁派寺庙集团交纳一定数量的实物地租；五世达赖喇嘛还几次巡游各地，委任宗本，制定法规和服饰等级。经过格鲁派势力的治理，西藏的封建农奴体制得到了巩固强化、地方势力在西藏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开始蓬勃上升。在和硕特蒙古势力方面，固始汗死后相继由他的儿子和孙子继承汗位，到了曾孙拉藏汗时代，尤其是在拉藏汗统治的晚年，和硕特蒙古势力在西藏的统治已经渐渐衰落。为了争夺对西藏政权的主导地位，和硕特蒙古势力与格鲁派地方势力之间终于上演了全武大戏。

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世达赖喇嘛任命桑结嘉措（1653—1705）为第巴，并安排了自己的权力继承人后，于1682年去世。但桑结嘉措密不发丧，利用五世达赖的名义继续掌握教权，同时请求清廷封他为王，以取得与和硕特蒙古汗王分庭抗礼的地位。为了增强抗衡和硕特部的实力，他还加强了与刚刚兴起的准格尔汗国（绰罗斯部统一了和硕特部在新疆的残余势力以及杜尔伯特部以后，建立准格尔汗国，土尔扈特部已经远迁伏尔加河下游放牧。史界对“准格尔”与“绰罗斯”的提法有两种观点与用法：一派观点认为准格尔是绰罗斯部对自身的称谓，因此对两种提法是混用的；另一派观点认为准格尔只适用于绰罗斯部统一三部后建立的卫拉特汗国的称谓，因此对两种提法是按时间先后区分使用的。“准格尔”在蒙语中是“左翼部族”的意思，因此笔者认为他更适合作为一个统一的卫拉特汗国的称谓，更加符合卫拉特势力位居左翼的地理特征）的联系，以牵制和硕特蒙古的力量。这样，格鲁派势力和代表世俗政权的和硕特蒙古势力间的矛盾便愈演愈烈，直至兵戈相见。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满清政府发觉了五世达赖去世被隐瞒一事，桑结嘉措受到严词责问，只得呈报事实真相，禀明转世“灵童”早已选定，并按宗教规程进行“供养”。是年十月，15岁的“灵童”在布达拉官正式坐床，是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1683—1705）。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拉萨正月大祈愿法会上，桑结嘉措和拉藏汗双方部众发生冲突，拉藏汗被迫退出拉萨，并组织兵力反击，于是战争爆发。中经休战，康熙四十四年战事又起，桑结嘉措兵败被杀。

战事结束以后，拉藏汗把事情的原委奏报满清中央政府，满清政府显然站在胜利者一边，康熙皇帝于是下令废黜仓央嘉措并解送京都，这位政治上不幸而又闹出了作风问题的宗教领袖在押解进京的途中死于青海湖畔。为了继续保持对西藏统治的正统性，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死了以后，拉藏汗另立一个名叫益喜嘉错的孩子为六世达赖喇嘛，并举行了坐床大典，与五世班禅一起请满清加封。但这一做法却遭到了格鲁派三大寺上层及青海和硕特部台吉的一致反对，他们也按照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诗中的内容在四川理塘寻访到了后来的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其实当时清廷废黜仓央嘉措后，双方要求册封的均为新的六世达赖，清廷对格桑嘉措的册封也是六世达赖，只不过后世还是认可了仓央嘉措作为六世达赖的存在，于是就将新的六世达赖顺延为七世达赖了）。为了躲避拉藏汗的抓捕，格桑嘉措只得在父亲罗桑达吉带领下逃到青海坐床，也求清廷加封。当时清廷派了侍郎赫寿入藏协理藏务，但却没有封认任何一个转世灵童，而是于1713年遣使齎金册金印，另封罗桑耶歇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文，意为宝，这就表示康熙皇帝有意再扶植一个格鲁派领袖。由于前面还有四位先人，今天西藏事实上的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活佛的法定称谓其实也只能从第五世开始算起，和达赖喇嘛的称谓一样，前面四任“班禅额尔德尼”也都是身后追认的。从战争结果以及中央政府的态度来看，和硕特蒙古与格鲁派地方势力之间的这场争斗到此原本就该偃旗息鼓、尘埃落定了，但未曾想斜路里横杀出了同属卫拉特蒙古的准格尔汗国势力，原本已经归复平静的水面顿时又掀起了翻天巨浪，而后世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也因此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准格尔汗国入侵与清廷的政治庇护

早在拉藏汗时期，第巴桑杰嘉措与拉藏汗曾先后加强与准格尔汗国的联系，只不过第巴桑杰嘉措投靠的是噶尔丹，而拉藏汗依仗的则是策旺阿剌布坦。准格尔汗国从一代枭雄噶尔丹开始就一直存着独霸西北、统一蒙古并最终入侵中原的政治企图，可惜他们碰到的是满清的康熙皇帝，因此噶尔丹的第一次争霸努力在康熙帝的两次亲征中化为烟云，噶尔丹本人也被他的侄子策旺阿剌布坦给抄了后路，最后一个人孤零零地自杀在草原之上，准格尔汗国的大权也重回噶尔丹之兄僧格一脉（策旺阿剌布坦是僧格的长子）手中。当策旺阿剌布坦的羽翼尚未丰满之时，他对清廷还是十分顺服的，经过20多年的生聚休养之后，准格尔汗国重新又走回了与清廷逐鹿争霸的道路，并将觊觎的目光投到了西藏。第巴桑结嘉措主政西藏的时候策旺阿剌布坦就曾向康熙进言，攻击倾向噶尔丹的第巴桑结，并要带兵杀入西藏，但却被康熙一眼看穿图谋，硬是把染指的企图给驳回了。为了迷惑并拉拢拉藏汗、制造入主西藏的条件，策旺阿剌布坦迎娶了拉藏汗的姐姐，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拉藏汗的儿子丹衷，并将丹衷诱入准格尔汗国为人质。丹衷夫妇后来生下了一个名叫阿穆尔萨纳的儿子，正是这个人在准格尔汗国最后的两次叛乱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直接导致了准格尔汗国的最终覆灭，当然这出大戏与西藏问题并没有直接联系。在一场又一场高规格的通婚之中，拉藏汗逐渐打消了对策旺阿剌布坦的戒心，尽管康熙曾谕令拉藏汗深谋防范准格尔汗国势力，但拉藏汗并不以为然，终于断送了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事业。当拉藏汗与第巴桑杰嘉措进行文攻武斗之时，准格尔汗国便一直在旁严密窥测。策旺阿剌布坦发现，经过这场政治冲突之后，外来的和硕特部势力与西藏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和硕特部内部也在七世达赖喇嘛的继任人选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致使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根基遭到了动摇，入侵西藏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策旺阿喇布坦命其堂兄弟（台吉）策凌敦多布率兵六千由伊犁出发，取道阿克苏翻越天山（海拔6000m），然后经叶尔羌（莎车）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500km），接下来翻过和阗南部的昆仑雪山（7000m），最后由新疆的阿克赛钦进入西藏。进藏以后，准格尔汗国的军队打着送丹衷夫妇归藏的旗号在高原上行进了1200公里，基本横穿了现在的西藏省，涉险冒瘴、昼伏夜行，直奔那曲，当时拉藏汗正在那曲狩猎。当拉藏汗察觉到准格尔汗国势力入侵时，曾一度率军在那曲与腾格里湖之间的桑雄拉关隘堵住了入侵的准格尔军，但是终究抵挡不住入侵者的凌厉攻势，不得不撤往拉萨。1717年12月2日，拉萨城中的内应为准格尔大军打开了大门，拉藏汗兄弟历时两个月的抵抗彻底失败，拉藏汗及其追随者纷纷被杀，拉藏汗的儿子丹衷也被策旺阿剌布坦砍了头。这次远征前后历时10个月，途中跋涉2500多公里，途中的行程可谓艰险卓绝，与本朝红军的万里长征可有半比，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算是一次经典的奔袭战例。准格尔汗国势力侵占西藏之后不仅另立第巴，同时连续三天屠杀拉藏汗的追随者，并且大举劫掠了布达拉宫以及其他寺庙，将掠夺的财宝用于装饰固尔扎的喇嘛庙。这些暴行顿时引起西藏僧俗的强烈不满，于是请求清廷出兵干预。康熙皇帝闻讯之后，立即命令西安将军额伦特率军会同青海诸台吉与土司属下入藏征讨，但行进至喀喇乌苏河时却被策凌敦多布设伏全歼。

败讯传来，清廷震动，随即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帅两路大军再行征讨，并命令蒙古和西藏的台吉土司们派兵护送清廷册立的年仅12岁的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入藏，由青海塔尔寺移驻拉萨。北路由平逆将军延信率领，由西宁出发，穿星宿海、渡木鲁乌苏河、经绰诺果尔，途中三败来袭蒙古军，斩首千余，拖住策凌敦多布的主力部队。南路由定西将军噶尔弼出四川，经雅安、理塘、打箭炉（康定）沿途安抚藏人蒙人。同时，清廷还派外蒙古科布多和新疆巴里坤的部队直接攻击天山北路的准格尔汗国本土，使其不能向西藏增援。在这段史话中，需要提及的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清廷汉将、在武功上丝毫不逊于年羹尧的岳钟琪。当时噶尔弼的南路军在粮草短缺且兄弟部队未能按时策应的情况下，命副将岳钟琪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在当地西藏土司的支援下集中牛皮伐渡过雅鲁藏布江，同样抄小路突袭拉萨，并且迅速控制了拉萨的局面。拉萨一破，准格尔汗国入侵主力的退路被断，前后受敌，策凌敦多布只好原路返回伊犁。清廷征讨大军进入拉萨之后，立即废除了第巴总管西藏地方政事的制度，另设诸噶伦共理地方行政事务。自此卫拉特蒙古势力对西藏长达70余年的统治遂告终结，西藏的控制权转入中央政府手中。

清政府以及准格尔汗国之所以如此重视对藏传佛教的控制，根本的原因倒不是当时的西藏对于各方有多重要，而是因为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在东、西蒙古诸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号召作用，就如同今日基督教对于西方国家的精神象征。谁要是能够取得对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的控制权、能够在事实上确定达赖喇嘛的转世人选，那么他们就可以对蒙古高原、天山南北两路、青海以及西藏等广阔区域内的蒙古人进行精神控制，在争霸较量中就可以取得至关重要的竞争优势。对于中原的中央政府，广阔游牧区域的蒙古部族安定归顺之后，可以为中原地区构筑起一道强大的护卫藩篱；对于那些始终像狼群一样觊觎着中原的草原帝国，广阔游牧区域的蒙古部族归附之后，则能够结成入侵中原的“上帝之鞭”。可以说当时的西藏事务其实就是统战蒙古诸部的一道极为有力的催化剂，西藏局势与蒙古局势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以至于国民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蒙藏院，统筹管理蒙古及西藏地区的事务。当时满清取得了对格鲁派以及西藏的控制权后，在与准格尔汗国的角逐中便一举取得了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对于最终击败准格尔汗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清政府也并不希望看到卫藏地区的格鲁派势力的一股独大，而是采取了分区管理、多“佛”分治的政策。在当时清政府对格鲁派势力的管理体系中，一共设立了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章嘉呼图克图四大活佛，呼图克图是蒙古语中“化身”的意思，意指转世大德。其中：达赖与班禅分别掌理前、后藏的政教事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掌理喀尔喀蒙古地区（今外蒙古地区，哲布尊丹巴这个名字大家应当都不陌生）的教务，而章嘉呼图克图则掌理内蒙古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教务。之所以要写这段话，关键在于通过古今对比，可以看出西藏事务在当今中国军、政以及外交大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同时对今天我们解决西藏分离问题也有着极为重要启示作用，这在后续部分会有详细阐述。

四、清廷在西藏的文治武功以及后世政教合一体制的建立

清廷平定准格尔汗国的入侵之后，西藏的控制权正式转入中央政府手中。从这一时刻开始，直到后来的雍正、乾隆两朝，清廷对西藏的治理政策分别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廷为了巩固对新归附的西藏的统治，同时为了约束达赖喇嘛在全藏事务中的超然影响，因此在西藏实行“派员驻守、各司其职、互不统属”的政策，建立了政教分离的政治格局。即在清廷驻藏大臣的“督抚”下，钦封郡王与世俗贵族势力组成的噶厦分别作为最高行政首脑与机构掌理全藏的政治事务，而达赖喇嘛作为全藏的最高精神领袖统领宗教事务，双方的职司互不统属，但都在驻藏大臣节制之下，全藏的最高权力属于驻藏大臣。

第二阶段：从乾隆十五年（1750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为了应付西藏各派僧、俗势力层出不穷的内讧与叛乱，不得不提升格鲁派宗教势力在西藏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在西藏实行“派员驻守、以教统政、共同掌理”的政策，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治格局。即在驻藏大臣主持之下，承认达赖喇嘛与班禅活佛的宗教领袖地位，二者分别掌理前后藏事务，世俗的贵族势力受到宗教势力的控制。

1、第一阶段的治理：平定前藏三噶伦叛乱与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内讧，刚刚平息不久的西藏事务又呈现出惊涛骇浪。康熙五十九年清廷平定准格尔汗国对西藏的入侵之后，起先于康熙六十年设立了三位噶伦康济鼐、噶伦阿尔布巴、隆布鼐共同掌理西藏政务，后来又于雍正元年补授了两位噶伦颇罗鼐与札尔鼐，由五位噶伦共同掌理西藏事务。清廷的这种设置表面看来是共同掌理，但事实上五位噶伦却各有自己的辖区，其中康济鼐管理阿里地区（后藏以西至北一带地方）的地方兵马事务，颇罗鼐管理后藏扎什伦布一带地方兵马事务，阿尔布巴管理工布以东一带地方兵马事务，隆布鼐管理西藏东北一带地方兵马事务，扎尔鼐则管理藏内附近地方兵马事务。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康济鼐与颇罗鼐掌管阿里及后藏地区，而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掌管前藏的并立局面。

这五位噶伦的老底各不相同：其中康济鼐和颇罗鼐同属拉藏汗系统，势力范围主要在阿里与后藏地区，且颇罗鼐是由康济鼐提拔保举才受封为噶伦的，因此二人自然形成一派；阿尔布巴、扎尔鼐、隆布鼐均属原第巴桑结嘉措系统，阿、隆二人本来就是旧系统中的噶伦，扎尔鼐则是六世达赖喇嘛的商卓特巴（藏语“掌管仓库事务之人”之意），是个御前财政总管，三人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前藏。由于康济鼐和颇罗鼐在当年抵抗准格尔汗国入侵的战争中表现忠勇、为清廷出过大力，因此受到清廷的特别青睐，其地位凌驾于前藏系三噶伦之上（1725年清廷授权康济鼐兼管前藏和阿里“两处往来行走”办事的权力以及“居住西藏总领办事”的地位，康济鼐不在前藏时，“其地方事务即著贝子阿尔布巴总领办理”，可见前藏系势力成了阿里后藏系势力的临时替补）。当时对“文武诸事”均已大权在握的康济鼐一定程度上也威胁到了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威。这样的人事安排阿尔布巴等前藏系首脑自然是不服的，前藏是全藏的重心所在，他们又有七世达赖喇嘛父亲罗桑达吉做为奥援，怎肯听命于阿里与后藏地区的康济鼐（他的出身也很低微）和颇罗鼐；而康济鼐则自持功勋卓著并有清廷的支持，平日里也十分轻视旧系统的三噶伦，两派的党争便有愈演愈烈之势。雍正五年（1727年），双方的内讧升格为武装火并，前藏系三噶伦在拉萨大昭寺达赖喇嘛的卧室内袭杀康济鼐，并灭其满门。后藏的颇罗鼐因为当时人在阿里而侥幸逃得性命，前藏系的军队为了斩草除根，立即发兵进攻颇罗鼐。受到侵袭后的颇罗鼐一面向清廷请求庇护，一面联合康济鼐的兄长噶色鼐共同发起反击，双方内部的火并升级为遍及全藏的内战。雍正六年（1728年），后藏阿里联军攻入拉萨，阿尔布巴等三噶伦只能逃入布达拉宫请求达赖庇护，但七世达赖在颇罗鼐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交出三噶伦，但还是为其讨饶、希望能免于一死。随后清廷的征讨大军开进拉萨，在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后，将前藏系中的三噶伦分别处死，其余人犯则处斩或发遣内地为奴。事后，清廷封平叛有功的颇罗鼐为贝子，并委以总管西藏地方政务的权利。颇罗鼐后来又不断晋升为贝勒、郡王（清代宗室封爵第二级），西藏从此进入了颇罗鼐主理的时代。颇罗鼐的郡王身份源自清廷的封任，他在施政时不必得到达赖喇嘛的首肯。但颇罗鼐还不是西藏的“王”，他必须接受清廷的控制和驻藏大臣的监督，清廷也可以削夺他的官职与封位，他事实上是一个清廷派驻的、拥有郡王身份的地方行政长官。在此次内讧事件中，清廷对于西藏地方各派势力阳奉阴违、勾心斗角且动辄刀兵相见的局面极其不满，同时对七世达赖过多偏向前藏系三噶伦的做法也暗生警惕，于是便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西藏地方政治格局，主要采取了三大措施：

（1）调整西藏的政治格局。叛乱之前，清廷对西藏一直都采取驻兵镇守的政策，当时驻防西藏的官兵大约有3000名。此次叛乱之前清廷对双方的党争就已经有所察觉，并开始产生了设立驻藏办事大臣的设想。此次叛乱爆发之后，清廷遂派遣内阁学士僧格与副都统马喇二人为驻藏办事大臣，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拉萨督办西藏事务，并派两千兵马供其调遣，为后来驻藏大臣制度的正式确立起了个头（清廷的驻藏大臣最初设有2人，后来才正式改为办事大臣1人、帮办大臣1人，均由满、蒙重臣充任。驻藏大臣的衙署设在拉萨，通称“驻藏大臣衙门”，其属员有：理藩院司员1人，理藩院笔贴式1人，后藏及拉里、察木多粮务各1员，藏语、廓尔喀(尼泊尔)语翻译各2员，另有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下属武官）。在新的西藏政治格局中，驻藏办事大臣作为钦差大臣监督藏政，而地方政权则由清朝册封的郡王颇罗鼐掌握，西藏噶厦的四名噶伦人选均由郡王颇罗鼐推选，经清廷任命后组成噶厦。从这时开始，西藏噶厦由四位噶伦组成的做法才成为定制，只是这四人都不再是独当一面的地方豪强，而成为郡王的法定下属。达赖喇嘛的崇高地位依旧，但其权力只限于宗教事务。

（2）明确西藏地方政权的管辖地域。将接近汉区的巴塘、理塘、康定等藏区划归四川管辖，中甸、维西、德钦等藏区划归云南管辖，防止西藏上层统治阶层中再次有人勾结准噶尔汗国发动叛乱。将后藏的拉孜、昂仁、彭措林三宗划归五世班禅额尔德尼管辖，防止达赖喇嘛及前藏系势力一股独大，从而明确了西藏地方政权管辖的藏区范围。这里要着重说一说班禅系统与达赖系统之间的实力对比。一开始清廷准备划拨班禅管辖的范围事实上包括从扎什伦布寺以西一直到阿里地区的广大范围，共计拉孜、昂仁、彭措林、济咙、宗喀与阿里等六地，但从当时班禅系统与达赖系统的实力对比来看，这从天而降的六个宗绝对是一个难拿难啃的烫手山芋。根据雍正十一年西藏上报清廷理藩院的数据，当时达赖世系与班禅系拥有的寺庙分别为3150所和327所，属下的喇嘛分别为302560人和13670人，拥有的农奴分别为121438户和6752户，可见当时班禅系势力与达赖系势力之间实力相差何等悬殊。这种情况直到解放初都没有扭转过来，1952年班禅系势力在后藏地区的管辖范围仅为4个宗（相当于县）、30余个豀卡（庄园）和牧场，管辖区域仅占整个西藏的十分之一，与达赖系势力较劲简直比胳膊拧大腿还要不济。当时清廷虽然也在藏驻扎1.2万人的征讨部队，但是西藏的环境实在恶劣，清廷终难保持如此大规模的驻军。如果班禅贸然领取了六地管辖权，当清廷大军驻扎时自然太平无事，可如果清廷一旦撤军，那么达赖系代表的本土势力又将坐大，必将与班禅系争夺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同时，清廷在对班禅系势力的定位上也一直保持着含混暧昧的态度，一方面希望通过班禅系势力来牵制达赖系势力，但当达赖系势力发难时又曾动摇立场，转而抛弃班禅系势力，令其陷于被动尴尬的境地，这在当年的“六世达赖”双胞案中表现得至为明显。当时清廷为了甄别拉藏汗与青海蒙古诸台吉分别选定的两位灵童，曾特意派员到五世班禅处询问真伪，站在拉藏汗一边的五世班禅认定后来的七世班禅格桑嘉措是伪灵童，但是清廷迫于格鲁派三大寺上层以及青海蒙古诸首领的压力，最后还是正式册封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这样一来拉藏汗与五世班禅多次肯定的益喜嘉措黯然出局，不仅使五世班禅活佛的颜面扫地，同时也挑起了班禅系势力与达赖系势力之间的矛盾，七世达赖的手下会给曾站在对立面的班禅活佛好脸色看吗？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当时的五世班禅出于既不加深与达赖系统之间的冲突、同时也不怠慢清廷的目的出发，做出了只接受三个宗的折中选择。经过后世的巩固，班禅系在后藏的统治通过堪布议事厅（勉强可以理解为班禅系势力在后藏建立的政府）的管理正式巩固下来，班禅的堪布议事厅直接听命于清廷的驻藏大臣，事实上独立于达赖系统控制下的噶厦政府，一直延续到西藏民主改革的年代。

（3）削弱达赖喇嘛的影响与势力。鉴于七世达赖喇嘛在此次叛乱中的暧昧态度，同时防止准格尔汗国借口此次叛乱派兵劫持达赖，清廷下旨名七世达赖喇嘛离拉萨东行，于雍正七年（1729年）到达理塘驻锡，一年后又旨令达赖移驻泰宁惠远寺驻锡，时间长达六年。后来清廷对准噶尔部的几度用兵，准噶尔汗国也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向清廷乞和。至此准噶尔部对西藏地区的威胁已经大为降低。雍正皇帝才派兵督送七世达赖从泰宁西返拉萨布达拉宫。

此次叛乱貌似西藏上层统治阶层的内讧，但实际上却是西藏地方势力与清廷中央政府的一次隐晦的较量，前藏系三噶伦在七世达赖的默许下与拥护清廷的阿里后藏系二噶伦进行争斗，事实上就是西藏地方势力希望提升自身地位、挑战中央权威的一次努力，只不过当时地方势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还轮不到清军征讨就被拥护中央的势力给“镇压”了。经过一番整饬，一个处于驻藏大臣“督抚”之下、由世俗贵族和宗教势力分工专政的政治体制在西藏暂时建立并运行起来了。但这一体系只维持到乾隆十四年，很快便在后续的刀光剑影与血雨腥风中不得不转型变质了。 

2、第二阶段的治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叛乱与廓尔喀入侵事件以及两大善后章程的颁行

到了乾隆年间，西藏又先后发生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叛乱以及廓尔喀国入侵两起严重的军政事件。由于七世达赖喇嘛在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叛乱中出过大力，而班禅系势力在后来的廓尔喀入侵事件中又难以摆脱干系，终于迫使清廷不得不恢复格鲁派宗教势力的世俗权力，驻藏大臣主持下的达赖喇嘛——班禅活佛双头施政的政教合一格局正式确立。

（1）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叛乱与《西藏善后章程》的颁行

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是颇罗鼐的次子，曾长期带兵驻防藏北达木、腾格里湖地方，1734年清廷封其为札萨克头等台吉。1746年清廷正式确认他作为颇罗鼐王位和未来权力继承人，并于1747年成为全藏的领袖人物。仰赖颇罗鼐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赢得的清廷的无限依赖，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终于得到了乃父生前所拥有的一切。但他并不满足，他既不要达赖喇嘛的掣肘，也不想受驻藏大臣的节制，而是希望独当一面、雄长一方。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位之前，颇罗鼐系统的政治势力与达赖喇嘛代表的宗教势力之间便一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颇罗鼐的晚年达赖喇嘛便曾以厌胜方式对颇罗鼐进行过压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位后政教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仅拒绝达赖为其父颇罗鼐吊奠诵经，并于袭位后的次年借口拉萨流行天花病而“奉劝”达赖离开拉萨。对于清廷，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首先诱使乾隆撤走了拉萨驻军的五分之四，使驻藏大臣徒有其名，无法行使任何权威，接下来又提出对云南中甸地区的管理权归属问题。清廷对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种种异动虽有觉察，但却只增派傅清到西藏协助年老的驻藏大臣纪山。经过近三年的试探，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终于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发动叛乱。他先派人谋杀了忠于清廷的兄长珠尔墨特策布登及其子彭措旺波，又派自己的儿子达尔扎策凌接管阿里。1750年7月他又从工布调运大批武器弹药和1500名藏军前往拉萨，武装叛乱一触即发。1750年11月11日，清廷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先发制人，设计诱杀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并派人传令班第达管理藏事。但此后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余党继续煽动暴乱，竟然杀死了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以及大部分驻藏官员和部分清军。在千钧一发之际，七世达赖喇嘛立即出面控制住了局势，并任命班第达作为临时政府首脑，负责恢复社会秩序。随后七世达赖喇嘛与班第达联名向乾隆帝奏报事件的经过始末。在新的驻藏大臣以及清军进藏之前，拉藏已恢复平静。

此次叛乱令乾隆皇帝感到极为震惊，这个在清廷一手扶持下成长起来的“西藏郡王”在过度权利的熏陶下居然走上了谋反叛乱、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路子，倒还是那个过去态度暧昧的达赖喇嘛在危急关头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其表现出的对西藏局势以及各方势力的影响力、号召力也超过了驻藏大臣以及噶厦政府的世俗噶伦（班第达）。于是清廷颁布了《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在废止西藏郡王的同时授命驻藏大臣与七世达赖喇嘛共同执掌西藏的政教大权，达赖喇嘛开始拥有管理西藏世俗事务的权力。从“十三条章程”中的规定看，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享有组建噶厦（噶伦四人，其中僧官一人，俗官三人）、领导诸噶伦（凡遇重大事项，务须遵旨请示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酌定办理）以及决定重大事务（重要公文均需加盖达赖喇嘛的印信和驻藏大臣的关防）的权力。通过《西藏善后章程》，清廷初步确立了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并行的双头政治结构，格鲁教派宗教势力统治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西藏善后章程》对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地位、二者关系以及职责权限未做明确规定，这些工作一直要等到四十二年后才将得到正式解决。

（2）平定廓尔喀入侵与《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颁行

在讲这段故事之前，必须提到藏传佛教另一支重要派系、早已丧失了统治地位的噶吗噶举派的教习。在噶吗噶举派的统治结构中，原本有黑帽系与红帽系两大支派，各支派都有自己的最高活佛，这就十分类似格鲁派达赖、班禅双头统治的格局，而其中的红帽系活佛就是因为这次政治风波而被中断了传承血脉。噶吗噶举派乃至整个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传统原先都由噶吗噶举派的大宗师都松钦巴大师所创立。这位都松钦巴临终之前，曾在自己创建的楚布寺留下遗嘱，说他要在人世间再次转世，让后人教法继承者到时要寻访认定转世灵童，于是在藏传佛教乃至整个佛教史上开创了“活佛转世”的先河。由于传说中都松钦巴大师曾经戴有一顶由十万位空行母每人献出一绺头发织成的黑色金刚宝冠（事实上是因为蒙古蒙哥大汗封赐其继承者噶玛拔希一顶金边黑僧帽；后来明成祖干脆赐了一顶镶有珠宝的黑宝冠，此宝冠后来一直成为噶吗噶举派黑帽系的圣物，现存于锡金），因此噶吗噶举派以后的历代转世大德都称为黑帽活佛，噶吗噶举派的主流势力也被称为黑帽系，至今一直转世到第十七世，也就是上部中提及的那位叛逃达兰萨拉的伍金赤烈多吉。而噶吗噶举派另一位高僧札巴僧格则另外创立了一个派系，由于他曾经受元朝王室赐给的一顶金边红僧帽，因此称为红帽活佛。这个红帽系在噶吗噶举派内部一直列黑帽系之后居于次席地位，当转世到第十世活佛时，却由于贪财劫掠、里通外国而遭遇了灭顶之灾。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活佛班丹益喜到达承德觐见乾隆皇帝，受到乾隆皇帝的盛情款待，但六世班禅却于同年因患天花而逝于北京。为了表示对班禅系活佛的重视，清廷赐给六世班禅的亲随弟子大量丰厚的财物，清廷的各王公大臣也纷纷慷慨布施，善后财宝共值几十万两金子之巨，这就牵扯出一场兄弟因财反目、继而勾结外邦入侵的人伦悲剧。六世班禅有两位兄弟，一位是扎什伦布寺商卓特巴仲巴呼图克图、总揽扎什伦布寺的寺务，另一位同母异父的兄弟就是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十世活佛（即“沙玛尔巴”，意为“红帽者”）却朱嘉措。他们兄弟三人都是达拉克土王的女儿，后来均成为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但是血缘亲情以及佛法感召在巨额财富面前却是如此苍白无力，当时仲巴呼图克图利用职权之便将六世班禅的善后财物全部据为私有,他以教派不同为由，连一分钱都不分给另一位兄弟却朱嘉措，顿时引起了却朱嘉措的强烈不满。

当时的后藏地区与邻国巴勒布（今尼泊尔）紧密相连，１７６８年，本属尼泊尔部落之一的廓尔喀人乘巴勒布本国内讧之机，吞并了巴勒布三部，开始称霸一方。本来西藏方面与巴勒布之间的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不过却因贸易摩擦而结怨。当年西藏地方政权曾委托廓尔喀方面铸造银币，但廓尔喀方面却在铸币的银子中掺假，昧了藏方的银子，引起藏方不满，而廓尔喀方面也反过来指责西藏在卖給他们的盐巴中掺了泥土，冲突的种子从此埋下。为了泄“遗产分配案”中的私愤，身为红帽系十世活佛的却朱嘉措便勾结廓尔喀方面出兵，武力夺取财宝。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年），廓尔喀遂以钱币兑换问题和西藏地方“商税增额、食盐揉上”为借口，出动三千人马抢占了后藏边境的济咙、聂拉木、宗喀三处，清廷立即派军庇护。在清军抵藏之前，西藏噶厦政府已经通过仲巴呼图克图先与廓尔喀方面私下里达成了和议，答应向廓尔喀赔款赎地。清廷大军抵达拉萨后，也通过却朱嘉措与廓尔喀方面进行和议，廓尔喀方面在得到西藏每年赔款３００个元宝的字据后，便退回所占聂拉木等三处地方，并立具甘结表示永不犯藏界。随后清廷招讨大员（巴忠）向朝廷谎报已经收复失地后便奏凯班师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方面派人入藏讨取“赎地”银未果之后，遂以西藏方面爽约为名再次大举入侵后藏，仲巴呼图克图立即携大量金银珠宝潜逃，扎实伦布寺的僧侣也四下逃散，廓尔喀军在却朱嘉措的唆使下将扎什伦布寺洗劫一空。当时只有驻守日喀则的都司徐南鹏率领八十名清军英勇作战，坚守住了日喀则宗堡。消息传到，清廷再度震动，乾隆皇帝立即任命福康安率军直奔西藏实施武功庇护。大军一路打到加德滿都，廓尔喀王被迫签署了城下之盟，表示永不敢犯边界，并从此向中国称臣、五年一纳贡，沦为中国的藩属。事后清廷勒令廓尔喀方面交出藏匿在加德满都的却朱嘉措，却朱嘉措只得自尽。而红帽系活佛从此也被清廷勒令禁止转世，该系的寺庙和财产均被抄，所属百余名红帽喇嘛也被强令改奉格鲁派，噶吗噶举派的红帽系势力自此便断了香火。事后班禅六世之兄仲巴呼图克图也因挑起事端、擅自决断以及临阵脱逃被解往北京治罪。

自此，清廷对于西藏地区屡屡爆发刀兵、动不动就要中央派兵庇护的形势实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再次下令彻底整饬西藏事务，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二十九条”将此前在西藏实行的各项主要措施加以制度化，主要明确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的地位，另外又建立了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比较完备的一部治藏法典。在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的地位方面，“二十九条”正式规定达赖、班禅分主前、后藏，达赖只管前藏，“后藏事务不得与闻”，而驻藏大臣则能总揽全藏事务，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正式明确了班禅系势力的法统地位，形成驻藏大臣节制下的达赖—班禅双头政教统领体系。同时，驻藏大臣拥有达赖喇嘛所不具备的军权、外交通商权以及高于达赖喇嘛的奏报权，对达赖喇嘛的人事决定拥有复议权，对于达赖喇嘛的出境行动以及布达拉宫的财政收支情况也可进行监控。“二十九条”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金瓶掣签制度。早期西藏的活佛转世一直受到贵族势力的操纵，灵童挑选过程中时有舞弊事件发生。为此，“二十九条”的第一条规定以后活佛转世时必须经过金瓶敕封：即将贴有3个灵童名字的象牙签放在金瓶中，在中央政府监督下抽签选出活佛。这样一来就有效提高了活佛转世的公正性（其实也说不上，就像听天由命的抓阄一样，起码降低地方权贵成功插手的概率），减少了贵族势力对宗教权利的染指。《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颁行极大加强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贯彻于有清一代，成为定制。这对于稳定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防止和克服少数上层僧俗分子的擅权与分裂、密切西藏同中央政府关系，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通过“二十九条”的颁行，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正式确立，达赖喇嘛与班禅活佛在驻藏大臣节制下的政教领袖的地位也最终确立。

五、近现代西藏地方政权与外国势力的交通勾结

  进入19世纪后半页之后，沿袭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开始遭受“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经过满清数百年闭关锁国政策的消耗后，满清在新兴的西方文明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几乎被颠覆瓜分，连招架还手之力都没有，还要放下身段“师夷常技以制夷”。这时西藏在南亚以及中国局势中的地缘价值开始凸显出来，于是英国、俄国、美国以及印度等国家纷纷开始插手西藏事务，对西藏的争夺开始呈现国际化的态势。

（一）清末与中华民国时代

  18至19世纪，英国殖民者在占领了南亚大部分土地之后，企图加强其在中亚的势力，于是就策划把西藏变成它的“缓冲区”，先后两次派兵入侵西藏。1888年3月20日，英军两千余人从锡金（哲孟雄）入侵，第一次英国入侵西藏的战争（土鼠年战争）打响。西藏地方政权与满清驻藏大臣文硕均积极备战，但毕竟力量悬殊巨大，藏军先胜后败，撤退到帕里一线。清政府将文硕革职，改派懦弱无能的升泰为新任驻藏大臣，前往亚东与英人谈判。1890年3月17日，升泰与印度总督兰斯栋勋爵在加尔各答签订中印会议藏印专条。清政府承认锡金（哲孟雄）由英国保护管理，认可其内政外交均应由英国人经办。这个条约彻底剥夺了西藏对锡金（哲孟雄）的宗主权，从此锡金被纳入英印帝国，成为英王最高权力下的印度土邦。1903年底，英国派遣麦克唐纳少将和荣赫鹏上校率领1万多士兵再次由锡金（哲孟雄）入侵西藏，要求与西藏政府“谈判”，遂引发了第二次英国入侵西藏的战争（木龙年战争），13世达赖喇嘛派藏军阻止。1904年3月，英国人开始了对战略要地江孜的攻击，由于藏军英勇抵抗，江孜直到7月才被攻占，英军于是拿到了“前往拉萨的钥匙”。8月，荷枪实弹的英军开进拉萨，13世达赖喇嘛被迫逃亡。9月7日，英国军队进入布达拉宫，强迫西藏地方政权签订了《拉萨条约》，条约规定：西藏必须向英国赔款，拆除要塞，开放商埠；英国则可以在亚东驻兵。在屠杀了四、五千藏人并掠夺了大量珍贵文物后，英军于9月中下旬回师印度。英国的这次入侵开启了后世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外国干涉西藏事务的恶劣先例，现代西藏分离问题以及后世中国与印度等南亚国家之间的边境冲突都要拜英国的入侵所赐。英军入侵后，满清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统治受到极大削弱，清政府派去的驻藏大臣也几乎丧失了实际作用，而同时英国也开始极力否定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开始在国际上积极宣扬清政府与西藏之间的所谓宗主国关系。经历了英国的入侵后，西藏贵族阶层出现分裂，一些西藏贵族最初出于保护自己特权和财产的目的，在西方国家尖厉枪炮的威力面前转而投靠英国人，后来则最终走上了分裂西藏的“独立”道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英国立即利用满清灭亡、民国初建，中国国内政局混乱之机，向国民政府的外交部提出了否定中国对西藏主权的要求，遭到国民政府拒绝。英国随即封闭了由印度进入西藏的一切道路。1913年，英政府开始煽动西藏当局宣布独立，向西藏地方政权提出“西藏完全独立后，一切军械由英国接济”、“西藏承认英国派员来藏监督财政军事，以作英国扶助西藏独立报酬”、“民国军队行抵西藏，英国担负抵御之责”以及“西藏执行开放主义，准英人自由行动”等政治条件，但当时英国的图谋未能得逞。

　1913年，英国政府利用袁世凯迫切希望得到各国承认以及得到国际借款的时机，迫使北京政府参加英国政府提出的由中、英、藏三方出席的“西姆拉会议”。在英国的唆使下，西藏代表在会上首次提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并提出“西藏疆域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等要求，当即遭到国民政府代表的拒绝。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英国代表按事先策划又要求把中国藏族居住的所有地区划分为内藏、外藏两部分，内藏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居住地区，由国民政府直接管辖，而外藏则包括西藏和西康西部地区，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并不得干涉其内政，但仍允许中国派大臣驻守拉萨，护卫部队被限制在三百人以内。通过这个方案，把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降格为宗主权，使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实现事实上的独立。如此无理的要求自然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民政府代表陈贻范奉国内训示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且发表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中国政府同时将此立场照会英国政府，“西姆拉”会议遂以破裂告终。

在西姆拉会议上迫使中国中央政府承认西藏独立的举动遭到挫折后，英国遂开始单独策动西藏地方政权独立。1942年夏，西藏地方政权在英国代表的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公开进行“西藏独立”活动。后来在国民政府的严正警告以及举国舆论的一致反对下，西藏地方政权不得不向改变原议。1947年3月英国邀请西藏方面派代表参加在新德里举行“泛亚洲会议”，在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和万国旗中，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待。经中国代表团提出严重抗议后，会议组织者不得不改正。

　随着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怂恿西藏独立的幕后黑手。美国与西藏地方政权的接触始于1942年，当时美国战时情报负责人、人称“中央情报局之父”的威廉•多诺万建议美国国务院利用国民政府修建连接中印、穿越西藏的中印公路的机会，以勘察线路为名，派遣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伊利亚•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子，以下简称伊•托）上校和布洛克•多兰上尉潜入西藏，向十四世达赖递交了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和一些小礼物，并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内广泛收集情报，并会见了许多西藏地方政权上层人士。1946年，杜鲁门政府向西藏地方政权提供了一批可供发报的发电机。1949年西藏地方政权在英国特工福特的帮助下，利用这些设备建立了“西藏广播电台”，传播“藏独”舆论。当中华民国政权即将崩溃时，美国突然改变过去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态度，开始秘密支持西藏地方政权的“独立”要求。1948年2月，在伊•托引见下，“藏独”代表人物夏格巴拜会了艾森豪威尔。1950年，美国政府从对新中国的情报专款中拨出3000万美元作为留给西藏和台湾的“应急准备金”，1950年上半年，一批美国枪支弹药经由加尔各答运入西藏，用以对抗中国解放军进藏。同年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诬蔑中国解放本国领土西藏的行动是“侵略”；同月，美国指使他国在联合国提出干涉中国西藏的提案，但这个阴谋并没有得逞。

（二）解放后的年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世班禅大师从青海致电拥护中央人民政府 请求立即解放西藏，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以及建立西藏自治区等历史事件，中央政府再一次强有力地将西藏揽入了自己的统治怀抱。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先遣部队向西康（今四川西部和西藏昌都地区）藏区进发，一举击败了藏军主力。当时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一见形势不妙，立即在随从的附庸下逃奔西藏与锡金交界的亚东县。在武力抗拒无异于螳臂当车、蚍蜉撼树的形势下，西藏地方政权（噶厦政府）不得不在1951年4月份和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代表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出逃的达赖喇嘛也回到了拉萨。当时中央政府对于处于弱势的西藏地方政权以及十四世达赖喇嘛是相当宽待的，几乎给予了最为优厚的待遇，1954年十四世达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还曾亲自到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住所看望送行。为此，感激涕零的达赖当年还写了一首歌颂毛主席是“创世主大梵天”的诗，这可不是迫于形势的权宜之作，直到20世纪90年代达赖在国外依然承认此诗确实代表了他当时的真实心情。

  在中央政府解放西藏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却始终关注着西藏局势的风吹草动，并且一直在采取针对达赖喇嘛以及西藏上层的策反活动。早在1950年解放军进军西藏时，美国国内的舆论就开始宣扬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论”和“中国侵略扩张论”。当时《纽约时报》甚至刊登文章公开散布苏联准备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共产主义对印度的“冷战开始了”等等破坏性言辞。当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签订《十七条协议》、西藏局势即将进入历史新阶段的关键时刻，美国方面便不断通过达赖的大哥当彩活佛怂恿达赖和噶厦政府拒绝协议，在未得到达赖积极响应的情况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又与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作出了在西藏开展游击和情报战的决定，并在大吉岭建立了西藏间谍情报网。看到西藏局势逐渐平定之后，美国又开始策划达赖喇嘛的外逃计划。1952年初，先由当彩活佛向拉萨的达赖喇嘛寄去密信，唆使达赖喇嘛出逃国外。但当时达赖却在回信中称中央政府不会在西藏实行激烈的改革并伤害其利益，因而表示不想出国，不过仍委托当彩保持与美国人的联系。与这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与当彩活佛共同研究了一个用飞机接运达赖外逃的计划，并选择了冰层较厚、便于起降的羊卓雍错、纳木错这两个湖面。可见当时美国在西藏的问题上投入了极高的关注，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局面便是西藏脱离中国而彻底独立。为此，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几乎使出了各种手段，软硬招式都预备下了，只要条件许可，就算上演枪炮齐鸣的全武行也在所不惜。对于美国当年对西藏局势的种种关心举动，达赖1990年在他的自传中承认：“这不是因为他们（美国人）关心西藏的独立，而是作为他们在全世界企图破坏共产党政府稳定的努力的一部分。”

  西藏和平解放后，美国看到西藏上层暂时选择了与中央政府合作的道路、短时间内难以找到逆转局势的机会，便开始全面启动各种策反活动，在西藏内外以各种手段挑动反对统一的各类西藏分离分子，为后来的1959年大叛乱暗打基础。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说：“我们要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秘密援助，‘袭扰’中国。”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央情报局便在中印边界印度一侧的阿尔莫设立了以教育中心、医院、麻风病院以及肺病疗养院为掩护的各种秘密行动基地，专门从事西藏叛乱分子的训练工作。

　1956年春，人民政府开始在藏区全面实行民主改革，由于改革极大地触动了西藏僧俗统治阶层的既有利益，在他们中间引发了极大的抵触情绪，加上美国长期的挑动策反工作，一场大叛乱开始浮出水面。叛乱的苗头最初在四川西部藏区窜升，当时当地的农奴主纠集数千人于3月间在理塘发动叛乱，随即甘孜、康巴地区相继发生武装叛乱。叛乱发生后，人民解放军立即进行武力镇压，被击败后的数千康巴叛军渡过金沙江窜入西藏，商人出身的贡布扎西成为其头领。美国中央情报局闻讯后立即对贡布扎西为首的康巴叛军进行笼络招抚。11月，美国将贡布扎西手下的6名康巴叛军由印度空运到太平洋上的塞班岛接受为期4个月的特工培训，并于1957年8月将这些受训结业的康巴叛军空投回西藏，担负指导更大规模叛乱以及促使达赖公开向美国求援的任务，其中两人与贡布扎西取得了联系，并于1958年1月在达赖的夏宫罗布林卡秘密会晤了达赖的管家帕拉•土登维登。为了加强西藏叛乱武装的实力，1958年7月和1959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分别对藏身西藏中部的贡布扎西部进行了两次武器空投，其中有403支步枪、20挺轻机枪、60箱手榴弹以及部分可以在西藏流通的印度卢比。从1958年开始，中央情报局又先后挑选了170余名康巴叛乱分子在琉球、塞班以及美国本土科罗拉多州洛基山脉的赫尔营等地接受特工培训。此后，美国人又先后对康巴叛军进行了30多次空投，重点支持在昌都北部和青藏交界处聚集的叛乱武装，投下的物资多达250吨，有近万支M—1步枪、冲锋枪等枪械以及轻便的57无后坐力炮和高射机枪。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手策划、扶持与挑动之下，各种叛乱势力开始在西藏逐步坐大、西藏的局势也开始滑入深渊。在国内外各方分离势力的怂恿挟持下，西藏地方政权终于在1959年3月10日撕毁《17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中央政府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3月20日开始平叛作战，并于22日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匪，达赖喇嘛也在中央情报局的。28日，中央政府国务院总理来签发国务院命令，解散暴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职权，并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妄图和强者掰腕子的西藏地方政权再次摔得鼻青脸肿、骨断经折，再一次被历史证明了西藏地方势力的弱小与无力。

叛乱被镇压后，达赖则由中央情报局一手安排逃离出境。在达赖喇嘛出逃的最初两周里，他一直与设在印度的中央情报局联络站保持着通讯联系，在中央情报局受过训的报务员的帮助下与华盛顿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保卫达赖出逃的１０００人康巴卫队中也有许多人都曾经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训练。随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帮助西藏流亡势力在尼泊尔的木斯塘重新组建“四水六岗卫教军”。尼泊尔木斯塘一带山高林密，地方首领信喇嘛教并不受政府管辖，况且紧邻西藏边境，进行渗透行动十分方便，只不过重要的武器装备和后援物资都需要仰仗外界的支援，每月需几十万美元的巨大开支。为了开辟这样一块能够长期武装袭扰中国的根据地，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卫教军”势力当然是有求必应，专门在尼泊尔注册成立了“亚利桑那直升机”航空公司来为叛乱武装提供武器和粮食补给。到1960年底，木斯塘叛乱基地已经聚集了2000多名叛军，开始不断对中国境内进行袭扰。美国对木斯塘叛乱武装的空投补给立即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安。印度政府首先于1960年11月底威胁将采取有力行动打下侵犯印度领空的美国飞机；由于美国在木斯塘的行动事先没有照会尼泊尔政府，因此当1962年中国政府为此事向尼泊尔方面进行交涉时，尼泊尔方面也表示完全不知情。在“卫教军”方面，由于袭扰中国的行动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往往是有去无回，因此消极怠工的情绪也在叛乱武装内部也大范围弥漫扩散，他们对中央情报局的一道道促战令大都马虎应付，美国遂于1965年停止了空投支援。

　在整个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始终都是西藏分离运动最为慷慨的铁杆“施主”。据1998年9月15日《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根据最新公布的美国情报机构文件，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情报局每年向西藏流亡运动提供170万美元用于开展反对中国的活动，其中包括每年向达赖喇嘛提供18万美元的津贴。”但是随着20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变，美国政府对西藏分离运动的态度开始转向冷淡与离弃，中央情报局的各种秘密支持也逐渐停止。1974年7月，盘踞木斯塘的“卫教军”被尼泊尔政府军一举全歼。1995年1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不无悲哀地说道：“美国政府卷入西藏事务并不是为了帮助西藏，而仅仅是冷战时期对付中国的战术需要。”

  无论西藏分离运动在当今世界各式文明、各个国家、各种思想以及各色人等的眼中究竟被幻化成何等模样，只要剥开宗教、政治、文化的奇绚外衣，只要看一看充满刀光剑影、群雄逐鹿的近现代西藏政教历史，就不难发现西藏分离运动背后掩藏的大国庇护的核心本质。青藏高原的民风虽然骁勇刚劲，佛法虽然渊博精深，但是从十三世纪开始整个藏民族的衰微就已经成为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早年强盛的吐蕃王朝已经从中华文明的争霸舞台中黯然出局了。从十三世纪开始，西藏地方政权就不止一次地向蒙古人、汉人以及满洲人俯首称臣，在元帝国、明帝国、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清帝国、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庇护、扶持、救护、认可、改造下，原本局限于高原的藏传佛教才能够在中华历史的滚滚长河中得到弘扬光大，藏民族一个个原本平凡的僧侣才被准许戴上一顶顶至高无上的神圣宝冠，积贫积弱的西藏地方政权才能够在危亡之际一次又一次地幸存延续，封闭落后的西藏社会才能够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实现现代化发展。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元、明、清、民、共五代中央政府以及固始汗统治下的和硕特部都曾经对藏界文明的建设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没有这些强权的参与，就绝不会有今天独具一格的藏界文明。  而现代西藏分离运动之所以能够兴起，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藏地方势力趁着原先的政治“施主”——中国中央政府的历史低落期意图脱离中华文明大家庭、实现“独立建国”的目的。但是这一回依然弱小的西藏分离势力却仍然难以摆脱依附强权的老路子，莫要说流亡海外的西藏分离势力必须处处“挟洋”才能勉强“自重”，就是从现代的南亚地缘格局来看，西藏这块土地依然还将处于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的夹逼之中。退一万步讲，就算西藏流亡势力在美国、印度等国的扶持下重回西藏执政，难道在美国、印度等满脑子强权思路的国家面前，西藏政权就能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吗？强横的新“施主”就会允许西藏独立建国吗？西藏的领土就不会被瓜分或者干脆像锡金、不丹一样沦为印度教统治下的一个“邦”吗？

（未完待续，现正在清理下部的写作思路）

动现状及趋势的漫谈

开    篇

1959年的西藏叛乱失败后，十四世达赖拉木顿珠-丹增嘉措与当时支持西藏独立的僧俗势力不得不流亡印度。在印度尼赫鲁政府的默许下，达赖及其追随者以印度的达兰萨拉作为海外流亡活动的大本营，开始发起旷日持久的西藏分离运动，时至今日，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在1959年到2006年的这段岁月里，当整个世界以及我们的中国经历了东西方冷战、美苏争霸、苏东剧变、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六四动乱等一系列历史洪潮之后，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分离运动却依然活跃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随着同时代风云人物与他们事业的纷纷终结，达赖喇嘛凭借藏传佛教格鲁派首席精神领袖的特殊地位仍然致力于各种有利于西藏分离势力的活动。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舞台上，达赖喇嘛已经成为西藏分离运动独一无二的象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达赖喇嘛就是达兰萨拉乃至整场西藏分离运动的太阳。近50年的沧桑巨变之后，达赖也从一个弱冠青年变成了今日的垂垂老朽，逐渐步入人生的古稀残年。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权以及西藏分离运动也将进入更加难以捉摸的历史新阶段。如果中国政府和“藏独”势力不能在达赖的有生之年达成有益的共识与妥协、做好积极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随着达赖身后接踵而来的灵童转世、“藏独”新旧势力交接班、中国与印度相继崛起以及东亚大国博弈趋于白热化等事件的必然发生，西藏分离问题中种种酝酿已久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出来。届时西藏分离问题恐怕将彻底展露出大国博弈的本质影响，可能会迫使各方最终只能从暴力手段中寻求解决途径，这样一来就将对南亚安全局势、中国的稳定与崛起乃至整个远东安全局势造成重大影响。

放眼当前的国内社会，经历了建国后近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中国人可能早已淡忘了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分离运动，除了政府偶然发布的几则不痛不痒、莫测高深的社论与公告以外，国内民众对达赖喇嘛的近况恐怕已是知者寥寥，对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权以及活跃于海外的西藏分离运动更是恍若隔世之语。但这个暮年僧侣以及他的分离运动至今却依然是影响中国全局大势的核心问题之一，与台湾统一、领土纷争、地缘安全局势等诸多热点问题一同牵动着中国最高决策当局的思维与心绪，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中国的安全、外交与军事政策。通过此文，笔者希望尽可能客观、全面、真实、深入地向国人介绍并预测西藏分离运动的现状以及今后的趋势，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思路与参考，期望能够重新唤起国人对这片失落领域的应有关注，进而更多地致力于推动西藏分离问题的早日解决，维护、促进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复兴。

第一部分 达兰萨拉的夕阳

——现代西藏分离运动的历史源流与现状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西藏地方政权的“解放”问题很快就被提上中央政府的议程，中央政府对待西藏地方政权的最终决断就是要建立实质性的统治，将西藏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之下。在明、清两代中国中央政府与各地方政府的关系之中，西藏地方政权可谓是“自治”得最为彻底、最为长久的一方民族区域。即使在满清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实施高度控制的年代，满清政权也只在西藏派驻了驻藏大臣以及象征性的一些驻军，对于西藏内部的各项事务基本都遵从当地势力的意愿听其自治。到了清末与民国这段中华民族的劫难时期，西藏地方政权更是乘着当时中央政权暗弱的时机，同时借着英、俄、美国等国的扶持，开始在“独立建国”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与中国的离心趋势不断显露。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当然不肯拱手将久违的“独立大业”与世代相传的“统治特权”出让给信仰共产主义的“红色汉人”，于是就选择了武装抵抗。1950年西藏“噶厦”政府将藏军主力约七、八千人部署在昌都、金沙江一线，希望阻挡或者延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藏步伐，没想到结果却是鸡蛋碰石头，被解放军的百战雄师打得丢盔弃甲。无奈之间，西藏“噶厦”政府只得在1951年5月23日与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开始进入“民主改革”的时代。不论是“城下之盟”还是“深明大义”，看着异族势力的进占、主导、看着自身绝对尊贵地位以及世袭特权的动摇与流失，这条约签得总是让西藏僧俗统治阶层心有不甘。他们对“独立大业”与“统治特权”的追求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放弃，只要不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他们就总会寻求新的努力和尝试。到了1959年，与中央政府磨合了8年的西藏僧俗统治集团最终还是选择在全藏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结果还是一败涂地。这一回他们彻底输干赌本，只能流亡印度，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开展旷日持久的西藏分离运动。

一、现代西藏分离运动的发展历程

  1959年叛乱失败后，十四世达赖和他的追随者辗转经历了一年多的亡命生涯，最终在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山区小镇达兰萨拉安定下来，随后便重整旗鼓，收拾整顿起陆续前来投奔的流亡藏人，于1961年在达兰萨拉宣布成立“"岗钦吉雄”（大雪国政府）、国旗为雪山狮子旗，流亡政权的元首为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顿珠-丹增嘉措。

  新的流亡政权从与世隔绝的雪域高原一跃进入纷繁喧嚣的国际社会，就如同一个闭关多年的修行者忽然来到了车水马龙的红尘俗世，想生存发展，必得先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在解决了流亡之初的生存问题之后，西藏流亡者开始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成功地实现了西藏分离问题的国际化，争取到了各种国际力量的同情与支持，西藏分离运动的追随者也在达赖喇嘛的庇佑下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过上了其他分离组织想都未曾想过的舒坦日子。除了自身所作的种种努力之外，西藏流亡政权近半个世界以来的活动历程实际上都直接受到中央政府西藏政策的影响，随着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斯特拉斯堡宣言、西藏骚乱、六四风波、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中间道路、十一世班禅转世等一幕幕重大事件的登台上演，西藏分离运动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先后经历了不共戴天、接触较量、冰封对立以及重新接触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不共戴天（1959年——1978年）

1959年刚刚亡命逃奔到印度的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面临着极为窘迫的局面，这些穿著厚实藏袍的藏人两手空空地被送到炎热难耐的印度平原，时间一长，身上的皮袍开始发臭、腐烂、长虫，一批又一批的藏人开始死于印度次大陆肆虐的肺结核等种种传染病。为了尽快度过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达赖及其追随者在解决了流亡族群的生计问题以后，开始组建西藏流亡政权，同时还继续发起对中国境内的武装袭扰，最为重要的是开启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先河。

1、解决流亡群体的生计

  为了自食其力并在异乡他国扎下根，西藏流亡政权与印度政府协商后，将绝大部分难民集中到气候相对凉爽的喜马拉雅山区修筑公路，达赖喇嘛还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流亡藏人集体定居而不分散的要求，并在修路的同时开始进行流亡者的安置工作。西藏流亡者大部分都是游牧为生的牧民，印度的气候、土壤、农作物都与西藏完全不同。他们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在印度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买索尔藏人定居点，靠农业种植为生，初步解决了流亡者的生计问题。

2、建立政治体制

1959年逃亡后的达赖喇嘛与西藏旧噶厦政府成员在印度穆苏里成立了流亡政权的噶厦政府，当时下辖五个部和一个直属单位，即宗教部、内政部、教育部、安全部、外交部和干部管理室。达赖及其追随者逃亡到印度以后，还在流亡藏人群体中推行“民主化”进程，于1960年9月2日在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并于1961年正式成立了 “西藏人民议会”，规定凡十八岁以上的藏人有权选举议会代表；年满二十一岁就有被选举权。1963年3月10日，西藏流亡政权颁布了《西藏民主宪章》（草案）。

3、重新组建叛乱武装。

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这些行径对国内藏、汉人民而言无疑是极大的灾难，但达赖喇嘛为此还是亲自撰文对公布扎西进行了赞扬。

4、开启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先声

在1959年叛乱的过程中，国际社会除了美国、印度等少数几个国家象征性地表示了“遗憾”以外，其他国家对于西藏分离运动都持冷漠态度。达赖及其追随者为了不让西藏分离运动湮没在印度几亿人的汪洋大海中，开始不断发出各种声音来引起世界舆论和组织的关注和支持，其宣传的重点主要在于突出中央政府对西藏人民进行的所谓“迫害”以及对西藏文化的所谓“破坏”。西藏分离势力在这一阶段取得的最大成果就在于1956年至1965年期间促使联合国通过三项有关支持西藏自决的决议，终于将刚刚遭到重大打击的西藏分离运动延续了下来。

当时中央政府对西藏流亡运动的态度也异常鲜明，就一个“剿”字。举例来说，1973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访华期间，毛泽东就一再催促尼方尽快肃清其境内的西藏流亡运动的军事力量。1974年7月尼泊尔政府军开始包围进剿木斯塘营地，俘虏了大批西藏流亡运动追随者，最后一任木斯塘叛军司令旺堆嘉措也在突围去印度途中被尼泊尔军队击毙。

（二）第二阶段：接触较量（1979年——1989年）

毛泽东在世时，不要说西藏，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整个中国社会除了无休无止的批斗、革命和阶级斗争外，几乎听不到外面世界的一丝杂音，全然陶醉沉浸在自己的红色激情畅想中。但是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全面推行，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社会最终开始向国际社会敞开了自己的大门，中央政府也开始在西藏实行更为宽松的政策，逐步开始与达赖流亡政权进行接触与对话，这对达赖流亡政权而言无异于天赐良机。双方的首次接触始于1979年，当年3月中央政府主动邀请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并由邓小平接见后，开始同意达赖喇嘛向西藏分批派遣参观团，并做出了参观团可以在西藏进行自由考察的允诺，于是第一个代表团就在达赖的哥哥洛桑三旦带领下来到西藏。出乎当时中央政府的意料，达赖喇嘛的访问团居然受到了当地藏人的热烈欢迎，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心理依恋俨然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人对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敬仰与爱戴一般，在二十多年的别离之后依然未减分毫。这使得中央政府在吃惊之余也感到非常的尴尬，而当时西藏自治区贫困、落后、闭塞的现状也让中央政府意识到如果不尽快解决西藏自治区的发展问题、不能充分调动藏人自身的力量开展建设，必将给西藏流亡政权的种种宣传制造口实，将给国际社会留下极为不佳的政治印象，实在是不利于西藏分离问题的妥善解决。

因此，从1980年3月份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始，中央政府陆续给予西藏自治区政府更多的宗教、文化、经济、财政以及行政方面的权力，中央政府对西藏分离势力开始转入安抚与疏导的轨道上来。为了提高国内藏人的自主性，中央政府一边采取放权于藏人的做法、开始按照将援藏干部减少75% 的计划将大量援藏干部分批抽调回内地，同时开始默许并支持西藏社会的宗教自由。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各省藏区的宗教都已经达到相当自由与繁荣的程度，除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外，与五十年代“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已经相差不大。那时西藏到处弥漫着宗教气氛，喇嘛僧人不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中央政府也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优抚有加，西藏的每个地方都在兴修寺庙，其中很多资金来自中共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

中央政府既然摆出了主动争取达赖回归、积极解决西藏问题的善意姿态，达赖流亡政权也开始给与响应，双方从1979年起展开了长达14年的接触与谈判。从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共接待了达赖喇嘛先后派出的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大部分亲属曾回国参观、探亲。自1979年以来，西藏和其他藏区也接待了回国探亲、参观旅游的国外藏胞8000余人，安置了回国定居的藏胞近2000人。回顾历次谈判中双方争持不下的条条款款，中央政府所坚持的最终立场无非是达赖方面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必须彻底放弃西藏分离运动，为此中央政府允诺届时将派“部长级”干部迎接达赖归国，并授予达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但达赖喇嘛必须和班禅活佛一样留驻北京。站在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分离运动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所持的立场和底线与他们长期坚持的“西藏独立”宗旨无疑是背道而驰的，中央政府开出的条件也远远不能满足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胃口。

在不耐于长时间徒劳无益的口舌争辩之后，西藏流亡政权转而主动制造事端、以极端手段来迫使中央政府接受他们的意愿。一方面，西藏流亡政权加大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宣传音量，1987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了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计划”，在认为西藏历史上即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使整个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和平区’和‘缓冲国’”的方案。又于1988年6月提出了有名的成为后来“中间道路”雏形的“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宣扬在西藏变成缓冲国之前，“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自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中国可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并在西藏保留有限数量的防御性军事设施，直到召开一次地区性和平会议使西藏成为一个中立化和平地区为止”。“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以所谓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为前提，将一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所谓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在中央政府看来无疑是在搞变相的西藏独立。同时，西藏流亡政权开始派遣人员在倾向独立的西藏僧侣中组织策动变乱，从1987年9月27日到1989年3月7日的十七个月内，共在拉萨挑起18次示威骚乱，当时形势一度曾达到“机关不能正常办公，单位不能正常上班，学校不能正常开课，商店不能正常营业”的地步，给西藏社会与民众造成了严重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中央政府眼看着自己播下的善因却没有带来预期的善果，最终只得从1989年3月8日开始对拉萨实行了长达419天的军事戒严，开启了十年的接触与对话的道路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西藏主持戒严大局的正是现今的最高核心——胡锦涛。

尽管当时双方一度曾陷入了针锋相对的尴尬境地，但接触与对话的大趋势并非不可挽回，中央政府在坚持统一原则的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在1989年十世班禅圆寂的时候，中国佛教协会曾邀请达赖回来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会，但达赖当时误判形势，自己放弃了机会。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并未完全放弃争取达赖回归的努力。

真正瓦解这一和解趋势的根源还要归因于西藏流亡政权在1989年“六四风波”与1991年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事件上演后的错误判断与表现。1989年“六四风波”发生后，国际上形成反华浪潮，西藏流亡政权以为中央政府极可能无法应对种种复杂的局面与挑战，于是公然倒向西方社会，在中央政府最为窘迫的时刻采取了落井下石的做法。那一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怀着明显的政治意图把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达赖和西藏分离运动开始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大力支持。1991年苏联解体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逆转，西藏流亡政权却从中受到极大鼓舞，认为中国极有可能步苏联的后尘，因此在1992-1993年期间，达赖喇嘛公然声称要把西藏、新疆、内蒙古当作独立国家，坚决要求“完全独立”，甚至对媒体预言西藏将在5到10年内获得“独立”。此后，达赖喇嘛开始周游世界，到处宣传分裂，中央政府与西藏流亡运动之间的关系也重新回到了横眉立目、剑拔弩张的对抗局面。

（三）第三阶段：冰封对立（1990年——2000年）

在饱尝种种内外忧患、连自身施政基础都遭遇极大挑战的形势下，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的中央政府显然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关注解决西藏问题。但随着第二、三代领导人交接班工作步入正轨、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得到延续以及国际局势的趋于缓和，中央政府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并且迅速控制并扭转了国内外政治局面。接下来中央政府就开始重新审视1979-1989年这10年间西藏政策的得失教训，并很快在1994年7月份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强硬路线和具体部署，中央政府对西藏分离势力又转回了强力打压的路线，与其说是和解趋势的倒退，倒不如说是中央政府在西藏问题的复杂性面前着实感受到了进退两难、骑虎难下的尴尬与无奈。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的各项决定与精神中，中央政府再次将维护西藏稳定放到了与发展西藏社会同等重要的地位，对西藏的宗教管制也开始逐渐变得严厉。为了加强对西藏自治区的控制与管理，中央政府落实通过了数目多达62个、投资总额达23.8亿元的援藏项目，从人才、资金、技术、物资等多方面加强对西藏的管理投入。修建进藏铁路的方案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就有了今日从格尔木直通拉萨的青藏铁路，极大增强了内陆对西藏的运输投放能力。运输投放能力是中央政府控制各地方政府的终极纽带，除了可以运输投放人员物资，同样可以将强大的武装力量源源不断地投往各个地方政区。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国家整体武装防卫职能的权力可不是说着玩的，这在哪国都是难以撼动的终极分工，否则就无所谓一统的国家。

在中央政府转趋强硬的大形势下，达赖喇嘛在内部严重的分歧与激烈争执面前，也不得不放弃他在1988年提出的、被广大极端西藏分离势力认为是妥协软弱的“斯特拉斯堡方案”，转而在1995年提出了“人民公决”的设想──即由全体藏人对决定西藏前途命运的四种主要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为西藏确定一条未来道路。四种方案分别为：“西藏独立”、“中间道路”、“自治道路”和“正义事业运动”。遑论西藏流亡政权提出的四种方案到底是否符合中央政府的心理预期，仅由西藏一地民众进行公决的做法本身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旁的不说，如果此例一开，那么剩下的台湾、新疆问题岂不都要任由当地民众进行公决，而这种公决偏偏又没有中央政府参与的份，放在哪国中央政府的眼里，这摆明了都是只准你打我、却不准我还手的亏本生意，有心去谈才是傻瓜。

这里有必要详细述说一下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所谓的“中间道路”要求中央政府建立一个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新疆自治区五分之一的地区、甘肃省三分之二的地区、四川省三分之二的地区以及云南省一半地区在内的“大西藏”行政区，然后在那里实行达赖喇嘛主导下的“高度自治”。对中国藏族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西藏和其他藏区行政区划的雏形最早始于蒙元时代。当年的蒙元政府在藏族传统的卫藏阿里（今西藏自治区大部）、安多（大致包括今甘肃甘南、四川阿坝和青海的大部分藏族聚居区）以及康（大致包括今青海玉树、四川甘孜、云南迪庆、西藏昌都等地区）等三区设立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实行分区治理。此后的明朝政府也基本沿袭了蒙元时代对藏区的行政区划。到了满清时代，中央政府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领袖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近代西藏地方政权，并在原有行政区划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划分了西藏与甘、青、川、滇等周边行政区域的界线。也就是说，在藏族乃至中国的历史上，西藏以外的这些藏族聚居区从未划归西藏地方政府管辖过。这个“大西藏”行政区划的土地面积高达24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这要是让达赖喇嘛不费一枪一弹就给“自治”了去，中央政府岂不是阴沟里翻船？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要点就是要带着“流亡政府”的原班人马重回西藏执掌大权，并且期望通过谈判得到哪怕在“民主改革”之前都不曾拥有的特权，这叫中央政府如何接受？

而激化这一阶段西藏流亡政权与中央政府之间对抗关系的却是1995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抢先认定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的政治事件。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主持完五到九世班禅合葬灵塔祀殿的开光大典后，于当晚20时16分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于扎什伦布寺，享年仅51岁。生老病死本是人的必然归宿，但偏偏藏传佛教的诸多活佛们归天之后却还有重新转世一说。依据格鲁派（黄教）的传统教例，活佛圆寂后将由高僧组团四处寻访认定转世灵童。漫说这个灵童转世的做法到底是否符合科学原理，也漫说灵童认定的过程中到底会不会掺杂纯宗教以外的干预因素，即使按照早年满清政府与格鲁派共同立下的规矩，西藏地方政权在认定转世灵童工作上的最高权限也仅限于向中央政府上报一个转世灵童的推荐名单，这个灵童最终能否坐床“登基”，全凭中央政府一纸册封。达赖、班禅喇嘛转世制度本身就是维系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一道强韧纽带，其中的核心潜台词就是中央政权的主导地位。就算在国力衰微、内忧外患的中华民国时代，西藏地方政权认定的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最终也还要报请国民政府批准后才能名正言顺地继承法统。转世灵童的册封工作可以说是中央政府绝不肯让他人越俎代庖的关乎国统基础的大是大非之事。

当年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小组已经事先认定了一个名叫根敦•却吉尼玛的灵童人选，但没想到当时负责灵童认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恰扎活佛却将这些信息提前泄露给西藏流亡政权，结果导致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抢先指认根敦•却吉尼玛为十一世班禅的转世灵童。闻讯后的中央政府立时陷入了辛辛苦苦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尴尬境地，当时的窘境无异于有人要求代替丈夫行使对妻子的初夜权一般。于是中央政府在1995年12月8日毅然选定另一个候选灵童确吉杰布举行了坐床仪式。西藏流亡政权随即也作出了使事态更趋激化的回应，1996年2月19日（藏历新年），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用他所指认的班禅根敦•却吉尼玛的巨型照片为这个小灵童举行了坐床仪式。至此，藏传佛教界出现了两个班禅并存的局面。

通过指认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做法，西藏流亡政权尽管可能会收获分化班禅系僧俗力量的战术效果，但却付出了与中央政府陷入彻底对立的战略代价。现任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热地在当时的内部讲话中对达赖指认班禅灵童之事作出的最终结论是：达赖及其追随者由于其阶级本性所决定，他们妄图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不能对他抱任何幻想。这个结论意味着从此以后中央政府将改变以往对西藏流亡运动“留有余地”的态度，不再考虑与达赖喇嘛的任何交往或谈判。“指认灵童”事件可以说是导致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出现关键性转折的重大标志。此后几年当中，西藏流亡政权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严酷的冰封期。

（四）第四阶段：重新接触（从2001年开始）

 　在这段篇幅的开头，有必要说一说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生平。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顿珠-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今青海省平安县红崖村)。1938年拉木登珠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遴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唯一转世灵童，后报请国民政府特准免予“金瓶掣签”，在中央政府特派大员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的主持下，1940年在拉萨举行坐床典礼，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950年11月17日开始亲政，年仅16岁即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之一。1959年流亡印度时，达赖还只是一个年仅24岁的弱冠青年（按照我们汉族的传统说法，人在本命年是会冲犯太岁的，而大多数人24岁的本命年总是过得不甚如意，这都是题外的闲话了）。经过多年全球“化缘”式海外流亡生涯并经历了诸多历史风云与政治事件之后，2001年的达赖喇嘛已经开始步入人生的黄昏旅途，宗教领袖熠熠生辉的光环也难以掩藏人到暮年之后的疲态与倦意，达赖喇嘛终究也还是难以逃脱生老病死的宿命大限。达赖喇嘛本人的年龄问题正是开启这一阶段接触历程的关键诱因。

从2000开始，达赖的健康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国际社会甚至有传出达赖喇嘛已经身患癌症的言论。2001年，达赖在印度突发重病，被紧急送往孟买的一家医院救治后脱离危险。2002年12月，达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说：“我不久前在梦中回到了拉萨。”2005年以来，达赖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回西藏，并实现朝拜五台山的梦想。2006年的3月10日，达赖又公开表示，在中国境内有许多佛教圣地，他希望能够对这些圣地进行朝拜。达赖喇嘛还表示他希望能够亲眼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这一切都暗示着，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年72岁（又到本命之年）高龄的达赖喇嘛终于也开始考虑叶落归根的身后之事了，他自己恐怕也已经预料到今后的人生已经去日无多。

 根据达赖喇嘛特使洛第嘉日2006年发表的评论，自2002年以来，先前一直扮演“trouble-maker”角色的西藏流亡政权已派遣特使与中央政府举行了5次秘密对话。从洛第嘉日透露的信息来看，目前中央政府对会谈内容也越来越坦率，尽管会谈还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但洛第嘉日认为重启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成绩。为了表示和谈诚意，2006年达赖喇嘛曾罕有地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呼吁海外流亡藏人不要在当年胡锦涛访美期间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勿对胡锦涛的访问造成不便”。达赖的举动明显是要向中央政府表达善意，避免双方谈判受到破坏。同时，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也于2006年4月3日表示，只要达赖喇嘛清楚地表明他已经完全放弃了所谓的西藏“独立”，那么中央政府考虑允许他回国并不是没有可能。为此，西方媒体已经普遍开始推测中央政府在达赖喇嘛的态度出现软化的情况下，将有可能允许他返回中国并且访问西藏。

通过解读洛第嘉日的评论，可以发现尽管这一回是西藏流亡政权主动寻求和解之路，但本轮会谈中西藏流亡政权所持的立场与观点与达赖喇嘛先前宣扬的“中间路线”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西藏流亡政权依然坚持在寻求西藏自治而非独立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应该重新划定西藏自治区与四川、云南、新疆、甘肃以及青海等省份的边界，使整个藏区能够统一起来，实现“大西藏”范围内的自治。在高举橄榄枝的同时，本轮会谈中西藏流亡政权依然还是或明或暗的向中央政府展露了“暗箭”要挟的一面，通过“善意”的提醒来警告中央政府如果西藏分离问题不能在达赖喇嘛在世时得到妥善解决的话，那么中国国内的藏人在达赖喇嘛身后将会“无法再压抑住憎厌与愤怒”，可能在“少部分的个人或团体”带动下“造成极大的不稳定”。

在笔者看来，本轮会谈事实上是在极为特殊和关键的背景与形势下重新启动的。叶落归根的故土亲情能够促使去日无多的达赖喇嘛主动抛洒橄榄枝，那么一切努力遭受冷遇以后的万念俱灰也极可能让达赖喇嘛做出管他死后洪水滔天的惊世举动。可以说这一轮会谈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于整场现代西藏分离运动也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事实上西藏流亡政权对于达赖身后可能引发内地藏区动乱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达赖身后接班的西藏分离势力到底将采取何种宗旨与措施、几十年来西藏分离势力在国内外到底积累蕴藏了何种潜在能量，至今依然还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如果西藏流亡政权与中央政府都能本着早日解决问题的态度进行积极谈判，那么本轮会谈将极可能在解决“藏独”问题上开启新的积极局面。但是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厮杀对立、冲突谩骂、阴谋暗算等道道“劫波”以后，双方是否真的还能够“相逢一笑泯恩仇”呢？这将要求双方的领导人物具备何种宽容高深的政治智慧以及至尊不二的决断权威呀。

二、西藏流亡政权的体制架构、组织派系与武装潜力

   1959年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一路亡命逃奔印度，最终在一个叫做达兰萨拉的山区小镇安定下来，并在那里正式建立了西藏流亡政权。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西北山区，背靠终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那里被山谷、河川、农田以及茶园围绕，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约12小时的车程。达兰萨拉冬天气候干燥、寒冷，7～9月气温潮湿闷热。目前的达兰萨拉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米，基本是当地印度人居住。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权则位于海拔约1800米的上达兰萨拉，那里聚居着8000多海外流亡藏人，主要是流亡政权官员、僧侣、学生、手工艺者和商人，规模仅相当内地的一个乡镇。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经营，达兰萨拉已经成为整个海外西藏分离运动事实上的“首都”，如同“北京”之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达兰萨拉在国际上也成为西藏流亡政权以及西藏分离运动的代名词。

“定都”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势力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体制与行政架构，依靠他们的西藏内阁(噶厦) 、西藏人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对全球西藏分离运动以及海外流亡藏人实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经过经半个世纪的繁衍生息，整个海外流亡藏人族群也由最初流亡时的8万余人上升到目前的将近13万人，这些来自卫藏、安多、康巴等地的流亡藏人构成了西藏分离运动的核心势力群体。随着新一代流亡藏人的出世、成长，海外流亡藏人群体中也逐渐形成了各种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由于具有不同的成长经历以及较为深化的西方生活与教育背景，新一代藏人组织在解决西藏分离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与做法较其前辈更加激进。没有经历过战争挫折的新一代藏人组织更倾向于依靠极端路线以及暴力手段来传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鲜为人知的是，西藏流亡运动目前还拥有一支可资利用的基本由藏人组成的“印藏边境特种部队”，也许这就是新一代藏人之所以会醉心于“暴力”方式的一颗“定心丸”吧。

 （一）体制架构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的西藏流亡政权已经颇具规模。西藏流亡政权依照现代民主制中的三权分离原则，由西藏内阁(噶厦) 、西藏人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所组成，而达赖喇嘛则是的最高领袖，担当正常政权的“元首”职能。其中：西藏内阁（噶厦）由财政、教育、内政、文化与宗教、外交与宣传、安全以及卫生等七个部门组成，负责西藏流亡运动的日常行政管理，目前共有将近三千名“政府公务员”和“雇员”在噶厦的各部门工作，噶厦的八名最高成员由议会选举并向议会负责；西藏人民议会根据流亡藏人的归属地区和教派，由流亡藏人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承担立法、提案、监督等职责；西藏流亡政权的最高人民法院则已在各定居点成立地方法院，开始受理一些藏人内部的诉讼案件。

  1、西藏内阁(噶厦)

噶厦，翻译成中文就是“受命大臣之房”，房子当然指的是由受命大臣们组成的政府的办公场所。另外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噶厦的涵义是“发布命令的房子”，表示此处只发布命令而不接受命令——即为最高的行政机关。1959—1960年，流亡期间的西藏分离势力在印度穆苏里成立了最早的流亡噶厦政府，当时下辖五个部和一个直属单位，即宗教部、内政部、教育部、安全部、外交部和干部管理室。 

西藏流亡政府的噶厦由一位首席噶伦（首相）和不超过七位的噶伦（内阁大臣）组成。在流亡期间，噶厦作为西藏流亡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西藏流亡政权的一切行政事务。目前正在执政的是第十三届噶厦，由财政、教育、内政、文化与宗教、外交与宣传、安全以及卫生等七个部门组成。根据西藏人民议会第十二届第十一次会议对《西藏流亡藏人宪章》中有关噶伦选举规定的修改，从十三届噶厦开始，首席噶伦的候选人不再由达赖喇嘛提名，而是由所有享有选举权和自由的西藏公民通过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并由达赖喇嘛任命。宣誓就职后的首席噶伦负责“组阁”，由其向议会提出其内阁所需要的不多於七人的内阁大臣（噶伦）候选人名单及简历和说明，内阁候选人若能得到与会议员一半以上的选票即可当选为内阁成员（噶伦）。噶厦的责任由全体噶伦共同承担，噶伦们向首席噶伦负责。

西藏流亡政权的噶厦每年要向议会就政府以及政府所属机构提出来年的收入、支出等计划，以货币核算毫无留置和短缺地提出全年预算计划。西藏流亡政权最初的财政状况十分窘迫，流亡之初的1960年不过八万九千五百七十五卢比。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流亡政权从1969年开始成立经济部，进行一些商业活动，财政收入开始不断增加。一九九五年西藏流亡政权的财政支出约七千七百四十六万六千三百五十一卢比，其中不包括教育、卫生、救济、修建寺院等项目的四亿八千五百一十一万八千九百二十卢比的支出。

  2、西藏人民议会

1960年9月2日，十三名当选的代表集聚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民议会，当时称为“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随即开始行使各项权利。根据《流亡藏人宪章》，西藏人民议会是流亡社会中通过选举产生的最高立法机构。它拥有制订和立法的所有权利，法案经过达赖喇嘛签署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 

（1）议员成份

目前的西藏人民议会共由四十六位议员组成，分别代表西藏三个地区和五个教派。三个地区分别为：卫藏（前藏后藏）、多朵（康区）和多麦（安多）；五个教派分别为：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格鲁派（黄教）以及苯教（黑教）。由于一开始刚刚当选的议员对西藏流亡政府的事物不了解，因此当时议会决定全部议员编入流亡政府的各机构中积累经验。直到1966年，鉴于议员对西藏流亡政府的事务已经比较了解，因此宣布议会单独办公，并宣布议会议长和副议长地位等同于政府内阁部长，议员地位等同于部长助理。

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人数几经变化。第一届议会仅有13名成员，从第二届议会开始，西藏流亡政权决定在原有议员的基础上，西藏三区各增加一名妇女保障名额，另外再由达赖喇嘛从教育或科技领域直接任命一名议员。1991年5月份，在达赖喇嘛的提议下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决定扩大议会职权与规模，设立四十六个席位，议会任期为五年，并成立宪法委员会，最终形成了目前的西藏人民议会。

（2）议会职能

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负责监督和检查政府各部门贯彻落实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议员定期视察各藏人聚居区、手工业中行（合作社）、学校以及其他有藏人居住的地区，从而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境况作出客观的估价，并将群众反映的疾苦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提交给噶厦的有关部门，以便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议员享有最后发言权和负责审阅、否决或批准政府各部门提交的年度预算计划，任何议员在议会或小组讨论中发表的任何言论享有免责权和不受法律追究。

（3）“法制建设”

1963年3月10日，）《西藏民主宪章》（草案）正式颁布实施，成为西藏流亡政权的“临时宪法”。1991年6月28日，达赖喇嘛正式批准新的《流亡藏人宪章》，其中规定“凡具备以上条件的适龄西藏公民，不管其性别、宗教信仰和家庭情况都有权参加竟选；凡年满十八周岁的西藏公民均享有选举权。” 

1973年8月25日，西藏议会通过了新的流亡政府公务员选任办法条例，1974年11月21日，西藏议会通过了新的选举法。并规定原来一直由噶厦主持的预算审查工作由议会负责，并制定了相关法规。1979年规定内阁的任期为五年。1985年7月，宣布西藏人民议会的任期为五年。 

3、最高法院

流亡西藏的最高法院於1992年3月11日正式成立，是流亡藏人的最高司法机关，在各流亡社区设有常设、临时获巡回法院。西藏流亡政权的最高法院由一名最高法官和两名法官组成。最高法官必须由达赖喇嘛提名、经西藏人民议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才由达赖喇嘛以国家元首的名义予以任命。最高法院可以对地方官员、干部或任何人根据需要赋予法官之职权并组成常设或临时巡回等地方法院。在流亡状态下，最高法院只接受所在国法律没有明文限制之流亡藏人之间的民事诉讼案件，审理和裁决依据流亡法规和流亡社会的其他法规进行。法庭诉讼使用藏语，对生活贫寒的家庭法庭将提供免费的律师和其他必要的协助。 

（二）成员组织

  从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的1960年开始，西藏流亡政权已在印度为主的世界各国建立了由西藏流亡政权直接管理的七十六个难民定居点，对全部十二万余藏人已完成定居的工作。流亡藏人主要来自卫藏（前藏后藏）、多朵（康区）和多麦（安多）三个地区。流亡藏人的地区构成对西藏流亡政权的方针政策起着极大的影响作用。1995年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中之所以会有如此异想天开的“大西藏”想法，关键原因在于目前的西藏流亡者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数即来自安多和康区。1959年的叛乱最早就起自安多和康区，叛乱失败后，那里的大批分离分子随达赖喇嘛一同流亡到了印度，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45个议席，其中30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地区分配的，每个地区10个议席 ，因此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哪怕是出于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在议会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为了顾全西藏流亡群体中各派势力的最大利益，才有了这个恐怕会让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都“啼笑皆非”的“大西藏”自治方案

1972年，在瓦然纳斯的流亡藏人主动向西藏流亡政权提出包括十项内容的意见书，当年七月，根据意见书的内容，由西藏议会主持召集各地的代表讨论後，根据人民主动提出的要求，决定每个流亡藏人每月向西藏流亡政府缴纳一卢比，使西藏流亡政权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此项收入被称为“藏人志愿为国基金税”，为此还成立了由西藏议会直接领导的“自由西藏运动”，当时共有96个分部和502名成员。后来规定“自由西藏运动”各地方小组成员依法由经当地人民选举产生的三至十一名成员所组成，主要负责税收工作，该组织在流亡藏人所在地区正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

受到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1959年叛乱失败后出生的新一代流亡藏人陆续建立了“西藏青年大会”、“西藏民主党”以及“西藏妇女协会”等分离组织。新一代流亡藏人从小就在仇恨中国的教育下长大成人，至今在海外出生的藏人已经成为流亡团体的骨干。几十年来，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独立作为旗帜，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从小就把独立的目标视为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他们所接受的关于西藏历史的教育一直都把中央政府描述为残暴的侵略者，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教育使得新一代流亡藏人在西藏问题的前途问题上都持有较为极端的观点和思想。其中，扎西南杰代表的“西藏青年大会”是流亡藏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少壮派组织，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个地方分会，上万名成员，其骨干分子大多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青年藏人，熟悉西方社会，有民主思想，活动能量远远超过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由于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实力差距是在是过于悬殊，新一代流亡藏人认为通过恐怖活动可以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果，而且恐怖活动容易获得广泛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因此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开始转向认可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径，这不能不说是西藏问题前途上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三）武装力量

在印度陆军的编制中，有一支主要由流亡藏人组成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是西藏流亡政权可资利用的武装力量。由于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性质特殊且传媒很少披露，因此一直鲜为人知。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结束后，印度政府开始酝酿组建印藏特种边境部队。1962年11月14日，西藏流亡政权在印度内政部调查分析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正式组建了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由西藏流亡政权负责兵员来源，美国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部分经费并协助训练，印度负责组编、供应和直接指挥。这支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以印军“第二十二建制”闻名于世。

印藏特种边境部队隶属印度内政部保安局，现有81个连队，其中藏人连队69个，廓尔喀连队12个，实力约有1万人，其规模相当于印度陆军师的建制。编为总部(设总监和副总监)、建制司令部(设司令和副司令)、防区和训练中心。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最高编制为营，每个营辖六个连。连为基本战术单位，各战斗连的编制人数一般为120人，多数连队缺编，不足百人。连、排基本上是“四四编制”，即连下辖四个排，排下辖四个班。营长都由军衔相当于印度陆军中校的藏人担任，连长由藏人少校或上尉担任。女性也可加入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但一般在通信和医疗部门服役。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总监(准将军衔)由印度人担任，副总监及其以下军官多由藏人担任，但部队实权掌握在印度军官手中。

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总部设在新德里，建制司令部设在距北方邦达拉顿市以北100公里的恰克拉塔。恰克拉塔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座小镇，也是流印藏人聚居区之一。那里有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大型训练基地，此外，在萨哈兰普尔、加拉顿和加尔各答都有小型的训练基地。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多数部署在印度边境特别是印中边境一线，少数部署在克什米尔锡亚琴冰川地区。部署在印中边境一线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共划分有五个防区，五个防区司令部的驻地相对固定，但所辖连队不固定。防区内各连队每三年和后方基地的连队轮换一次。目前，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不仅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安置高灵感度的侦察设备监视中国军队动向，而且经常对中国实施有限的越境侦察行动。

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现有武器装备以轻武器为主，有武装直升机、无后坐力炮、追击炮、火箭筒、轻重机枪、MK-4狙击步枪、AK-47步枪和卡宾枪，另外还有登山、漂浮和伪装等必要器材。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该部队人员素质及装备的现代化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目前已发展成为一支编制固定、装备优良、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的特种部队。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组建时装备以美式武器为主，当时美国向其提供M一1、M一2、M一3机关枪等轻型武器，而未提供重型武器装备，现该部队多为苏式装备。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主要任务是：平时进行各种训练，配合印军警担负边境守备执勤、巡逻侦察、特务派遣、边境骚扰和破坏等任务，必要时还执行工程建设和印度国内反恐等的特殊任务。如果将来中印爆发战争，这支部队将充当印军的先头部队，进行化装侦察，空降或潜入中国军队后方进行武装偷袭、破坏重要目标，在西藏境内开展游击战和进行策反、颠覆等破坏活动。印度政府和“藏独”势力达赖集团十分重视对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官兵的训练教育。其军事训练主要分为基础训练和专业训练两种。基础训练的对象是刚入伍的新兵，训练时间为六个月。主要科目有队列、武器操作、射击、投弹、通过障碍等游击战术训练，战术训练重点是空降、游击战和单兵、班攻防战术。这支部队还多次举行以中国边防军和西藏纵深地区交通线等重要设施为袭扰破坏目标的演练，有时还参加印军举行的各种实兵演习。此外，达赖集团还经常向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宣传组建部队的目的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西藏独立”，煽动官兵仇华反汉的民族情绪，竭力培养他们的“藏独”意识。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被投入战斗。同年10月底，该部队主力被派往米佐拉姆。在一次代号为“鹰”的进攻战斗中，藏人副司令(准将)亲自指挥了整个作战过程，得到了印度政府的高度赞扬。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被赋予几项重要的作战任务，包括破坏卡普台大坝和其它的重要桥梁。在此次战争中，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曾成功狙击了一支企图向缅甸逃窜的东巴基斯坦部队，并且迟滞了巴基斯坦第九十七旅和第二突击营在奇塔贡山区的作战行动。截止1971年12月17日印巴停火协定签署时，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有56人阵亡，190人受伤。由于作战英勇，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有580名军人获得了印度政府的“现金奖励”。在1977年印度国内大选期间，印度安全部门领导人派500名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突击队员前往萨拉沙瓦应对危安分子可能发起的骚暴乱活动。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被刺身亡后，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也用来保护印度总理。

  三、西藏分离势力采取的种种活动

     如果说整场西藏流亡运动是一张严密的蛛网，那么流亡者们在这将近半个世纪内采取的种种活动就是编织成这张大网的一根根经纬线。我们面对的西藏流亡者并非一群简单的分离分子，要知道在逃离中国之前，他们曾经在自己独特信仰的支撑下统治整个西藏数百年，他们带走的除了那些微不足道的有形资产外，真正让我们感到头疼、棘手的却是那些无形的感召能力与活动能量，只要他们依然报有重新执政的信念，只要他们仍然在全球藏传佛教的传承发扬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只要他们依然对内地僧俗势力保持着有效的影响力，那么他们就会凭借曾经的执政经验以及今时的国际影响力继续做出一个个令中央政府烦恼的举动来。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政权，是一种宗教，更是人类对权势、财富以及统治地位的本能渴望。细数西藏流亡政权近半个世纪以来所作的种种活动，事实上不外乎政治影响活动、传播宗教文化以及国内势力渗透等三大主题。正是在这三大主题的指引之下，旷日持久的西藏流亡运动才没有变成一种机械、抽象、刻板的概念与口号，而是鲜活、生动以及富有感召力的存在于国际社会以及大国博弈的政治舞台之中，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引来中央政府惊诧的目光与愤怒的吼叫，才会一次又一次地逼得中央政府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制裁或者招抚，才会对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造成实质性的牵引与影响。如果我们不能早日解决西藏流亡运动的病根，那么这些令人烦恼的活动在可预见的将来必将一直持续下去，在某个历史时机的暗合下，西藏流亡运动这块癣疥之患也难保不会恶化为心腹大患，并对中华民族的统一稳定以及复兴大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一）遍及世界的高层交往以及院外活动，争取各国的官方支持

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学习、适应，西藏流亡政权早已经把青藏高原昔日闭塞、保守、落后的形象洗刷得一干二净。通过与西方政府的交往以及长时间受西方社会的文化淫浸，西藏流亡分子早已洞悉西方大国的利益思维，并且熟知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他们会说流利的英语，精通西方的法律体系与代议制度，他们会在西方媒体的镁光灯前毫无晕眩地慷慨陈词，并借助藏传佛教强大的感召力成功在原属于基督教的西方民众中开启传道之路。西藏流亡分子通过对西方民众的心理捉摸以及对西方文化生活的学习适应，早已熟练掌握了在西方社会打开局面的种种运作方法。

对各国政府以及高层进行的接触活动无疑是最直接有效并能带来丰厚回报的政治活动，自从西藏分离势力流亡海外之后，以达赖为主的西藏流亡政权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与西方各国政府的接触与游说，从1959年流亡国外到1994年为止，达赖访问过的国家已经达到47个之多。达赖每到一个国家，便与所在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高层以及强势民间组织展开广泛的政治交往，主要目的就在于强调西藏的独立地位、中央政府统治西藏的非法性以及宣扬他的西藏独立道路。达赖喇嘛六十岁生日之时，四百多名世界政要和名流参加了庆祝会，他的国际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在达赖喇嘛的带动下，西藏流亡政权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也开始不断扩张。1990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28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一些时候，34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1991年，达赖喇嘛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10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36个国家举行了60次活动。目前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

经过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权多年以来的高层交往以及援外活动，西藏流亡运动已经在国际社会中成功地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政治成果，各国议会乃至联合国都开始对西藏流亡运动报以同情的态度或者摆出支持的姿态。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那是1965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欧洲议会5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北京中央政府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1995年11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美国（ 五九年至九五共十项有关西藏的决议和六项涉及西藏问题的决议）、德国（八七年、九六年）、瑞士（一九九 一年）、澳大利亚（九零年至九六年共通过八项决议）、意大利（一九九三年）、加拿大（一九九五年）以及立陶宛（一九九五年）等国议会都通过了支持同情西藏流亡运动的决议，对中央政府的国际形象乃至统治权威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国际法学界也给与西藏流亡运动以法理上的支持。国际法学者组织亦於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零年对西藏进行有关西藏历史地位的调查，最后认定从国际法的角度或事实上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后，又在法国（一九九二年）和英国（一九九三年）分别召开了由历史学家和法律专家对西藏历史地位的讨论会，会议公报确认：至少从一九一一年开始，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公报还谴责中央政府剥夺藏人的人权，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分割西藏国土和民族的政策等。

（二）积极迎合西方社会，扩大西藏分裂运动的影响力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社会根本是建立在以基督教文明为绝对主导核心的另类文明基础之上，其社会成员所广泛认同的崇尚竞争、思辨求真、积极入世、博爱共济的社会理念与中国土生土长的藏族社会以及藏传佛教几乎难以找到任何形式上的交集，纵观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在达赖喇嘛流亡之前，整个西方社会与西藏的民族、社会、文明乃至流亡藏人的独立运动之间几乎没有广泛认识与接触的机会。在没有得到广泛深入的交流接触之前，尤其是在某一方没有彻底放下身段、刻意逢迎另一方之前，如果把一群西方民众与一群西藏人共置一处的话，不要说正常的交流，恐怕不打起来已经要让人偷念一声“无量天尊”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西方文明与西藏文明之间简直就是天荒对地老，没有人为导入的催化剂，恐怕是一万年也不会引发化学反应了。

但是达赖喇嘛的流亡国外以及西藏流亡运动的生存需要却彻底打破了这一定势。不论达赖喇嘛原先在西藏处于如何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无论西藏流亡政权的大小领袖在原先的西藏处于何等尊贵的地位，一旦流亡国外、寄人篱下，就难免夹着尾巴做人、捧了卵子过桥的尴尬境地。西藏分离势力在他人的鼻息下要生存、要发展，就必得委曲求全，找一座硬硬的靠山，寻一群有钱有势的“施主”，而在当今由西方文明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再没有什么比取悦西方社会更能迅速改善西藏分离势力境地的事情了。

同时，自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一向由基督教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人却也开始对西藏文明展露出难以名状的痴迷情节。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西方社会已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技术发展、经济繁荣和富裕生活之后，也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西方民众自然地产生了对失落已久的和谐、宁静、甜美的田园诗般的中世纪西方生活的留恋。西方人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重视绿色和平的同时，也把注意力投向了发展中国家，善意地希望发展中国家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而且这里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于是西藏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如同伊甸园一般神秘诱人，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对那些最容易接触到的藏人产生莫名的同情与认同，而这些他们最容易接触到的藏人绝不可能是远隔大洋峻岭的“中国”藏人，却只能是那些流亡海外、寄居于世界各地的支持西藏独立运动的流亡藏人了。

一方有寻找失落天堂的天真愿望，一方又有着还乡复辟的复杂政治意图，淳朴的西方社会与西藏分离势力就迅速演变成干柴烈火，一拍即合。为了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为了取得西藏流亡运动生存发展的各种必须资源，从达赖喇嘛以降的整个西藏流亡势力都把迎合取悦西方社会作为事关荣辱存亡的大事来对待，他们在如何迎合、取悦西方社会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斐然成绩，甚至不惜否定那些当年宁愿与中央政府刀兵相见也不肯改变的“祖宗家法”。

首先从十四世达赖喇嘛说起。尽管身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无上法尊，但是达赖喇嘛也深知极具巫术特征的藏传佛教秘术以及极其封闭、野蛮、原始的传统藏族社会统治习俗与科学、文明的西方社会之间简直好比水火难容。为了取得西方社会的认可与同情，从流亡之初开始，达赖喇嘛就开始在流亡藏人中主导开展“民主化”进程，逐渐按照西方社会的伦理结构构建起西藏流亡社会的统治结构。为了表明其对西藏“民意”的尊重，达赖喇嘛甚至表示可以根据流亡藏人的意愿终止延续了几百年的达赖喇嘛制度。这种甘愿否定自我的姿态着实让西方社会产生了开明慈悲、大公无私的“spirit leader”形象，显然能够获得西方人的极大好感。

除此之外，今天的达赖喇嘛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纯粹的西方人士，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佣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动。去美国访问时，他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散步，在旧金山与电视记者谈话，在威斯康星州看橄榄球比赛，在巴克利参观电子加速器……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这无疑使他更加被西方人认可与尊敬。“达赖喇嘛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游说布道，所到之处无不万人空巷。虽然他每次演说的内容大同小异，可每每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他宣扬的佛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启蒙知识，却都被笔录成书，一版再版，充斥西方的书市。他不应是一位俗世的政治家，却对尘间浊世关怀备至，也享有许多职业政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威望。”这就是今时今日这个不被我们重视的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中广受欢迎爱戴的真实写照之一。

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整个西藏分离势力也都开足马力，通过各种方式与机会全面迎合西方社会。其中，积极参加国际会议是西藏流亡者迎合西方社会、扩大国际影响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从1994年开始，达赖喇嘛和他手下的西藏流亡人士所参加的国际会议有：在俄罗斯召开的“全球安全和解决现代边界冲突问题讨论会”；在尼加拉瓜召开的“重建民主国际会议”；由国际自由发展组织协会召开的“为21世纪做准备国际会议”；在华盛顿开的“为新世纪着眼妇女领导权大会”；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废除死刑联盟会议”；在挪威开的“全球难民会议”；开罗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等等。从这些会议的名称就可以看到西藏流亡势力与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水乳交融，以及他们必然从中受到的熏陶。

同时，西藏分离势力也不忘充分利用藏传佛教这块金字招牌，他们利用西方民众对密宗文化中神秘因子的好奇心，开始在西方社会积极布道，大量招募信徒（这在后文会有详述），通过宗教信仰来培植忠诚的支持者。除此之外，最奇特的是，好莱坞的动作片明星Steven Seagl竟会被西藏的宗教领袖认出是一个十五世纪喇嘛的转世之身，足以见出西藏流亡势力是多么善于与西方社会相融合并巧妙地利用西方社会。

经过多年日积月累的侵蚀渗透，西藏分离势力影响活动终于在国际社会形成燎原之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95年底，美国、德国、日本等二十个国家都已经建立了支持西藏的组织；另外，在六十多个国家有三百五十一个关注西藏问题并积极进行活动的国际或地域性组织。在西藏分离势力的影响下，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参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就连纽约市政府也将1959年西藏叛乱的日子──每年3月10日定为纽约的“西藏日”，在令人哭笑不得之余，也不得不惊叹于西藏分离势力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广泛影响力。